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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向外求援
此时的曾金玉4姐妹已经豁出去了，除了找公安局要说法，她们别无选择。
公安局想找台阶下，从2002年5月起，有关部门就千方百计地做工作，动员4姐妹让丈夫取保候审，却遭到一致拒绝：“只能无罪释放，我们不要取保候审。”
最后，对方甩出一句硬绑绑的话：“要等那个结论，你们就等吧！看你们能等好多年。”
4姐妹并没有被吓倒，她们的劲头更大了：“走，这里告不通我们就上武汉，到省里去上诉。”
夏日的武汉酷热难当，4个小县来的女人硬是用恒心和诚心扣开了一扇又一扇紧闭的大门，她们得到了好多人的同情和支持。衣服没时间洗，汗臭扑了女人们的一身，以至于做来访登记的小姐根本不相信曾金玉是一个教数学的中学教师。听了几个女人的讲述，小姐感动得拿出自己的矿泉水一人给了她们两瓶，“武汉天热，带上慢慢喝吧。”
是啊，出来那么些天，她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白天的骄阳和夜晚的繁星最清楚。中午别人下班了，她们就躺在路边的树阴下睡觉，醒来时，火辣辣的太阳把她们的脸都快烤焦了。晚上，她们睡在天桥下，虫子叮咬还算小事，有一次，她们装着上访信的布袋差一点被人当成钱袋子给偷了。 一天，温度升到了40摄氏度，已经在大街上走了一个多小时的4个女人来到一个报亭前，想在那儿遮一会儿荫。
曾金玉刚站到报亭跟前，目光就一下子锁定在最面上的一张晚报。她佯装想买报，眼睛死死地盯住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那上面报道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武昌区政协副主席邵树人先生为民请命、帮人打官司的感人事迹。
曾金玉喜出望外，偷偷地和3个姐妹商量：找邵树人代表去!
然而，要找到邵树人又谈何容易？当她们冒着高温好不容易找到武昌区政协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连个打听的人都找不到。她们只好空手而返。
第二天，4人步行3个多小时再次来到武昌区政协，这才知道邵主席平常不在这里，他是某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
4人好不容易找到邵教授所在的学校，又被告知学校放暑假，邵教授不住在学校。
真是好事多磨啊，直到第5天晚上，她们才找到邵教授的家。
当听说曾金玉的丈夫是因为“自己是副校长，想当正校长，投毒造成坏影响逼校长下台好取而代之”时，邵教授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荒唐!我自己也是个副校长，怎么会这么干？这一定是个冤案。”
老校长心情沉重地看完申诉材料后，十分坚定地对她们说：“你们的事，我管定了!”
4人松了一口气，来到武昌的天桥下，曾金玉第一次感到轻松和愉悦。这时，她才忽然感觉到这么多天没洗澡，身上确实不是滋味。
她们来到一个很背的小胡同里，找了一个十分简陋的旅馆。女老板非常同情她们的遭遇，每人只收3块钱就让她们住下了。晚上，她们用脸盆打来热水，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几天来的奔波疲劳，几天来的忍饥挨饿，就在这盆热水里被冲洗得一干二净。
2002年10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落实全国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专用函发给了邵树人代表，同时，邵树人代表的这份材料函也转到了国家公安部，并由他们督促湖北省公安机关尽快结案。
迫于种种压力，2003年1月6日，钟祥市政法委领导向曾金玉等4名家属许下了3项“承诺”：1、一年期满后，由政法机关给出结论，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2、不交取保押金，不交看守所生活费(羁押期间每人每天要交30元生活费)；3、发工资，恢复工作借到教育部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