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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襄阳地区大礼堂 |
| 作者：王夕平 发布时间：2009年8月31日 阅读数：1005 查看评论 |
我与襄阳地区大礼堂
王夕平
襄阳地区大礼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典型的苏联工程师设计的建筑：绿树环抱，红墙红瓦，高高的山墙，正门高高的台阶，大门两侧一对又高又粗的大红顶梁柱矗立着，外观给人一种雄伟、庄重、简洁的感觉。室内很宽敞，前方是大舞台，后方是被分成左、中、右三个区域的观众席。天花板下吊着几台吊扇。礼堂两侧各有两个安全门，墙上有一排排高高的窗户，演出或放映时拉上窗帘罩着。最后方还有一层楼，上面也是观众席位。整个大礼堂可容纳1000人。听父亲王立安说，襄阳地区大礼堂始建于1954年，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大礼堂是襄阳地区一个典型的政治中心。襄阳地区党、政、军重大会议在这里召开。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出台，就是通过在这里召开大会传达到襄阳地区所辖各县市区乃至千家万户的。它还是一个文化中心，在这里还经常举行文艺演出，放电影，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里还相当繁华。
我与襄阳地区大礼堂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和特殊的感情。从1973年小学二年级至1981年高中毕业，我的许多业余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大礼堂，其经历是很辛酸的。时间大约是1972年冬天，我父亲刚刚从丹渠工程指挥部调回襄阳地区行署行管局工作，我和哥哥姐姐及母亲、祖母都在樊城马道口老家居住。有一天傍晚，我父亲带信让我大姐和大哥晚上过河到襄阳城看电影。我知道后，对哥哥姐姐央求了半天，也想跟着去看电影，但他们坚决不同意带我去。那时我已有八、九岁。虽然他们不带我去，但希望看一场电影的强烈欲望促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你们不带我去，我悄悄地尾随在你们的后面也要去！傍晚，哥哥姐姐在前面走，我悄悄地在后面追。我们从樊城马道口出发，经前街，过大桥，再下大桥，沿襄阳城临汉江南边的城墙小路，在大北门向南转，又经荆州街，再向东拐进一个小巷子，走了40多分钟，终于到了放电影的地方——襄阳地区大礼堂。由于我与哥哥姐姐在行走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当我到达那里时，已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他们已凭票进入了“大礼堂”（当时我还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名字）的大门。
里面的电影开始放映了，大礼堂大门外边还围着许多人，其中青少年和与我年龄相当的小孩居多。我们这些人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传来一个消息：大礼堂旁边的地区粮食局与大礼堂只有一墙之隔，在地区粮食局西北角有一段墙特别矮，翻过这堵矮墙就可以进入大礼堂院子里。刹那间，我和许多小孩蜂拥而至，你推我，我拉你，纷纷翻过低矮的院墙，溜进了大礼堂院子的树林里。正当我们兴奋地将要进入礼堂里面去的时候，大礼堂的几名保安把我们逮住了。几名保安让我们小孩手背着蹲在礼堂南边墙角，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把我们放了。
这时天已经很晚，天气又冷，我不敢独自一人走回樊城马道口，只好继续站在礼堂大门口，打算等电影散场后，跟哥哥姐姐一起回去。电影散场时，我集中注意力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找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还不敢让他们知道我来了，我怕他们打我或训斥我。我还是尾随其后，没走多远就来到了父亲在地委大院行管局的宿舍（现市委组织部大楼位置）。进了屋，父亲和哥哥姐姐见到我，他们感到十分惊奇，问我怎么来的。我把这一晚的经历对他们说了一遍后，失声痛哭起来。这天晚上，父亲没让我过河回老家，我被留在父亲的宿舍过了一夜。
也许从这天起，父亲开始关心我和我三哥这两个年龄较小儿子的心理需要了。周末，襄阳地区大礼堂如有演出或放电影，下午下班后父亲就骑自行车赶回樊城老家，再用自行车把我和三哥驮到大礼堂看演出或电影。之后还会对我们俩许诺：“下星期如有活动，我还过河接你们俩来。”那一段时间，周末我和三哥一人坐在自行车横杠上，一人坐在后座上，父亲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带我们到大礼堂看演出或电影，是我和三哥感到最幸福和最快乐的事。
随着在襄阳地区大礼堂看演出和看电影次数的增多，我发现这里不同于一般的电影院或剧院。在这里观看演出或电影的观众大都是党、政、军干部，我经常看到地委书记、专员，军分区司令、政委，各部、办、委、局领导坐在观众席上。演出或放映前，他们面带微笑喊着“李书记”、“秦专员”、“谢秘书长”、“胡部长”、“高部长”、“刘主任”、“徐主任”、“范局长”，很礼貌地互相打着招呼。大礼堂的门票一般是发的而不是卖的，你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门票，所以在这里不存在“飞票”。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随父亲搬到襄阳城居住。父亲工作的单位与襄阳地区大礼堂紧挨着，我经常跑到大礼堂看文艺节目。在那里，王玉珍主演的《洪湖赤卫队》，我几乎每场必看。对王玉珍演唱的《洪湖水浪打浪》，我每次都听得如痴如醉。每次听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演唱到“娘啊！生我是娘，教我是党，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了党，洒尽鲜血心欢畅。娘啊娘，儿死后，你要把我埋在那洪湖旁，让儿的坟墓向东方……”我每次都被主人公那英勇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打动。我还最喜欢听江姐的扮演者校毅芝演唱的《红梅赞》《绣红旗》，听着她那如泣如述的歌声，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每年的春节，湖北省直文艺团体都要下基层进行慰问演出，襄阳地区大礼堂是演出的第一站。在大礼堂，我观看了几十人合唱的《长征组歌》，那歌曲气势恢弘，震撼人心。电影《闪闪的红星》公开放映后，我也不知看了多少遍。由于看和听的次数多，我记住了《洪湖水浪打浪》《红梅赞》《红星照我去战斗》这些歌曲的旋律和歌词，有时自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这些歌曲使我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没有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人民的解放。
在这里除了能看到当时普通电影院能看到的电影外，还能看到各种文艺团体的精彩演出。（从演出文艺团体的级别上说，有省级的，有地区级的，有县、市级的，还有工厂、学校、战线、部队的；从专业性来说，有专业的，有业余的；从形式上说，有歌剧，有话剧，有京剧，有豫剧，有器乐演奏，有歌曲，有舞蹈，还有杂技；从地域上说，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湖北省各种剧团春节慰问演出每年都在这里进行。在这里，我欣赏到了许多高雅的音乐和高水平演员的表演。我看到了湖北省著名的歌剧《洪湖赤卫队》，还亲眼目睹了全国著名的演员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的风采。通过观看这些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我认识了不少乐器，知道了什么是大提琴、小提琴、洋琴、琵琶、二胡、京胡等乐器，明白了什么叫合唱、独唱、男女声二重唱，了解了相声、山东快书、快板、诗朗诵这些文艺形式。这一切无形中对我起着良好的熏陶作用。我十分羡慕那些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当时我在心里想，我要能当上演员那该多好啊！记得小学五年级时我在大礼堂看演出，听了一段山东快书《小吴赔茶壶》，我特别感兴趣，我几乎学会了这个段子。有一年暑假到沙市姨妈家，我在亲戚面前表演山东快书《小吴赔茶壶》，有时忘了其中的唱词，自己现编一个，自圆其说，也怪压韵的，逗得大家笑得合不拢嘴。1979年在襄樊四中读高中时，我参加教育战线的文艺演出，在襄阳地区大礼堂的舞台上表演过一个“表演唱”节目，第一次正式登上舞台，圆了一回演员梦。
我在襄阳地区大礼堂也亲眼看到了政治风云的变幻。文化大革命期间，襄樊市有一个很出名的造反派头头，他多次出席襄阳地区召开的大会，还以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有人说是常委）的身份与李俊、王耀等领导并排坐在襄阳地区大礼堂的主席台上。粉碎“四人邦”后，这个造反派头头在襄阳地区大礼堂被公审公判，坐在了被告席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襄阳地区大礼堂改为汽车修理厂。从此，作为政治和文艺舞台的襄阳地区大礼堂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襄阳剧院。
襄阳地区大礼堂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这扇窗户我看到了一个精彩的世界。不管时光怎样无情，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对襄阳地区大礼堂的记忆永远不会磨灭。
（作者系湖北襄樊市军休四所干部，复聪路19号，4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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