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考证，1951年1月13日，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向毛泽东上书，主要内容是关于石永懋的工作安置问题。当时，石永懋工作无着落，生活难以为继。徐悲鸿希望毛泽东能帮着想想办法。徐悲鸿还把石永懋所著《论语正》一书附信寄赠毛泽东。《论语正》，线装两册，天津大公报馆1946年出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刊有毛泽东给徐悲鸿的回信。信的内容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二是“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三是“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毛泽东日理万机，能够如此关爱知识分子，确实值得敬佩。估计他是考虑到了徐悲鸿在中央美术学院安置石永懋可能会有困难，才特意让其找中央文教委员会商量解决办法的。
徐悲鸿为一个老朋友的工作、生活问题，竟去惊动毛泽东，现在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在解放初期，这种向高层领导人推荐旧时代文人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中央文史研究馆1951年成立后,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推荐信就有很多。天津崇化学会后期负责人郑菊如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徐悲鸿与石永懋关系确实不一般。二人到底有何交情呢？1946年徐悲鸿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后，在北平联合医科大学医院诊治期间，用该院的病历记录纸，两次给石永懋写信，求要石永懋的国学“大著”。信的内容，一是“《论语正》、《大中礼正》，请各寄三五部，以应急需为感”。二是“大著《论语正》、《庄子正》、《大中礼正》、《孝国经正》，为欲赠与捷克东方学院者，如可能，请多给一两部《论语正》”。三是“书肆习见有关中国学术之书，书名请开列三五十种名单”。从现存书札中“松亭先生道席”、“起居安和”、“内子随叩”、“拜感无极”等谦词判断，徐悲鸿和夫人廖静雯均与石永懋熟稔。从中也可看出，徐悲鸿作为艺术大家，对于国学知识的重视程度很高。
天津已故书法家龚望之子龚绶向某报社记者提供了一些情况。解放后，石永懋曾是龚家常客。在龚绶印象中，徐悲鸿和石永懋可能相识于抗战期间。当时石永懋曾赴四川，而徐悲鸿也在四川。后来，二人有过一些书信往来。龚绶曾依稀所闻，石永懋后人曾将徐悲鸿的信件出手（据石慎景先生说，实际上是文革中被查抄走的）。看来这些信件很可能尚存世间。如能从中了解个中缘由，对研究这段史事将大有裨益。
石永懋毕业于天津县师范讲习所，曾住天津市区兴义里6号。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对此信的注释中，只说他“在天津做过中学教员”。他颇有才华，诗文功底较深，擅长行书，还长于中医。1935年，崇化学会主讲曾对其所著《春秋左氏传辨订》中的一篇考证文章有评语曰，“发前人所未发，”颇有些创见。
徐悲鸿给石永懋的信（图片由石慎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