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12月1日的那个傍晚，中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从上海出发，登上一艘英国邮船，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公使，开展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外交历程。
那正是大清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那一年，郭嵩焘已58岁。从29岁进入官场，郭嵩焘已参与或主持过军务、政务、洋务与外交等活动。他在大清帝国里已任过南书房行走、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要职。他热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负有强烈的责任感。但对这个帝国深入骨髓的了解，对它病入膏肓，不图自强的愤恨，使郭嵩焘在已近花甲之年，依然不顾朝野大臣、百姓的咒骂，远涉重洋，去寻找治国救民的良策、药方。因为他已经不相信现存的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国民素质、民俗民情，包括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洋务运动”能拯救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但他也不相信革命，更不相信革命后的力量能使国强民富，他要找到一种真正能挽救大清帝国的国策良方。
很快，郭嵩焘便把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写成《使西纪程》，他在书中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并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郭嵩焘把书稿寄回中国后，希望总理衙门刊印，却被满朝士大夫集体咒骂，他们一致要求将郭嵩焘撤职查办。《使西纪程》到底写了些什么？是什么让郭嵩焘成为众矢之的？其实，《使西纪程》也就是郭嵩焘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1天见闻的真实记载。而这些真实的记载，对那个腐败横行，欺上瞒下，掩耳盗铃的国度，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 郭嵩焘的这些言论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天朝教化和夷夏之辩，超越了仅仅从船坚炮利等物质层面入手来寻求富国强民的理论。郭嵩焘成了《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勇敢的孩子，只是说了一些真实的话。但这些真实的话，却遭到了国人的唾骂，因为这是一个谎话连篇的国度，它容不得真话，说真话竟让郭嵩焘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嵩焘的湖南老乡，当时的大学者王阚运还写了一幅对子骂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王阚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时人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中仍可窥见当时的风云变幻。李在日记中写道：（《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这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说真话。说看到的真实情况。郭嵩焘却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讨伐。郭嵩焘真正的用意是想拯救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在那个年代，他只能用这种忠君爱国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爱国救民的理想。但那个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最终未能容下说真话的郭嵩焘的赤子之心。后来，郭嵩焘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再后来，郭嵩焘又遭到他的副手刘锡鸿的诬陷，于是，郭嵩焘只得“因病请辞”。最终，郭嵩焘只做了一年零七个月的驻英公使。
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抵达长沙。郭嵩焘一生为官，满腔热血，为他所热爱的国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他的故乡湘阴，他日思夜想的湘阴，由于发生守旧排外风潮，他被污蔑为“勾通洋人”，遭到不明事理的百姓和乡绅贴大字报来侮辱他。
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西洋，又在唾骂声中回国。直到他死后9年，大清帝国甲午海战失败，失地赔款，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他们不光要让郭嵩焘在生前遭受千古骂名，还要让他死后掘墓鞭尸，“遗臭万年”，这就是在这个国度说真话的代价！
然而，在中华民族探寻真理，探寻救国救民，国富民强的路上，郭嵩焘的目光是那样深邃而真切！在今天依然能感受到他热血沸腾的呼吸。
此稿原载2010年9月1日《杂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