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在省城，和叔德先生在大街上聊了会儿，他说，近日，打算写宋朝的书法家米芾。当时，我开玩笑说，先生一定能写好米芾，因为你们之间有太多的相通的地方，比如说嗜酒，比如说似痴如傻，比如说才华横溢，比如说有些放荡，有些疯狂，等等，似乎还真的，一列举起来，竟然能找到那么多的共通点，站在省城的大街上，不仅是我，还有先生，竟都吓得一大跳。聊了一会儿，先生说，送我上车，我不肯，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介小人物又怎敢劳先生大驾？再说，只要聊得开心，送不送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太喜欢形式上的东西，想必先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再客套，就在大街上匆匆地作了别，他回到了南湖，我回到了襄樊。
在襄樊文坛，叔德先生无疑是最具争议性人物之一。但也有人这样评价，叔德先生是襄樊文坛最真的人之一，真性情，不虚伪。这一点儿，我们常可以感受到，先生嗜酒，就如他的QQ签名，一杯酒，一盘棋，快乐人生。其实，也不尽然。但我们仍然可以常常看见先生举杯畅饮的场面，先生是逢饮辄醉，醉则当歌。他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是《曾经心疼》……酒过三巡，先生常常在席间引颈高唱，“……如今我对你来说也只不过是个陌生人，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痛，曾经心痛为何变成陌生……”那时，他的歌就像盏中的酒一样，很浓郁，很让人醉。在襄樊文人圈，有很多歌喝得很好的人，如邓耀华先生、崔新建先生、王伟举先生、李宪国先生，歌都唱得很出色，有专业水准，但显然，叔德先生没有，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歌唱，并不影响它同样能打动人。是啊，“曾经心疼为何变成陌生”？这是一种令人心碎的忧伤，一种难以言述的心痛。我不唱歌，但先生歌唱时的那种投入，那种深情，不由得让你能深深地感受到，甚至触摸到这段痛楚的情感。我也常常在想，先生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为什么这首歌能让他唱得这么投入？我也曾忘情地吟唱这段旋律，体味这其中流露来的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苦楚。看来，叔德先生是个乐观豁达的人，他的真实，他的孤独，也或许只有这时，才会表露无遗。
历时数载，寒窗苦著（因要创作，先生长年租住在外），先生写下了《诗人三部曲》，——《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传奇——月落乌啼》、《惊世皮子乱世情》，让唐时的三位襄阳籍著名诗人一一重新回到了读者的眼前。叔德先生写诗人，也是写文人，是为生活于历史，和正生活于当下的文人们而写。无论孟浩然也好，张继也好，皮日休也好，虽然在当时有盛誉，后世有影响，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让苏州枫桥和才情都名满天下，孟浩然“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语）、“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语），生于乱世的皮日休携“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鲁迅语），怀一腔忧国情，著文立说，终于乱世，但不苟活，上忧国，下忧民。但近代，因为种种原因，人们提及他们的逐渐少了，他们曾经的辉煌，曾经的风流，渐渐掩没于历史尘埃中。这时，叔德先生来了，挥如椽之笔，奋力著书数年，几年里，让自己走回唐朝，走回唐时襄州，和他们一起游历，一起咏诗，一道生活，苦着他们的苦，喜着他们的喜，品味他们的忧伤，也向世人不遗余力地展现他们的才情，展现他们的风流。诗人有幸，不是有幸有人为他们立传，而是有幸，在千百年的后世，仍然有一位知己，能懂他们，爱他们，并追寻着他们。也因为有叔德先生，经过千百年后，同样生于襄阳长于襄阳的的家乡人能够理解他们，怀念他们，甚至以他们为傲。唐时是中国历史中文风最盛、社会最为开放、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文人墨客自然有一种“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愉悦境界，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都可以得到自由而自然地放飞。当然，这也因为当是唐朝无疑是世界强国和中心，所以统治者们也都有一种超然的自信。在这种高度自信的前提下，也给了文人墨客们以极大自由的言论空间。所以，同一时代的李白、杜甫等才可以放浪形骇，直抒胸臆，每每留下惊人之笔。这也是后代文人墨客们每每梦想回唐朝的原因。时空不可能倒转，但记忆却可以，今天叔德先生写唐时诗人，也从另一个角度怀想了文化的繁荣，也渴望自己能遇到一个文化繁荣的盛世时代。叔德先生曾说过，“如果可以，我渴望生活在唐代。”唐代的物质繁荣当然已远不能跟现在相比，但活在那个时代，文人的极大程度的自信和自由，不仅给了他们创作空间和灵感，也给了他们作为一个写作者和思想者的尊严。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也是历来文人墨客所看重的。
在过去，一提起这三位诗人，人们常常会陷于一个误区，似乎他们是一个隐者，只满足于吟诗作赋，结交文朋诗友。其实不然，皮日休当然不要说，因为他本身是朝庭重臣。无论孟浩然、张继，虽然终生都没做过什么官，一生布衣，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他们的游历，往往是伴随着另一个目的，就是入仕。一说起这个，似乎有很多文人所不齿，其实，这是错误理解了中国文人，也错误理解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最为核心的便是责任意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无一不与责任有关，我们的诗人当然也有，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担当，但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这也是中国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地方。叔德先生写这三位诗人，没于局限于他们诗作中的才华，更没有以一个纯粹诗人的角度来写他们，只写他们的风花雪月，只写他们的吟诗作画，而同样写了他们的热血，他们的社会意识，他们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说明，先生真正地走进了诗人，读懂了诗人，也读懂了中国当代和历史上的文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没有只局限于个人的悲喜，而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李白一生浪漫、狂放，但也想“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比如说郑板桥虽然“难得糊涂”，但心忧万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襄阳从三国时期就为兵家必争之地，到了盛唐，更是繁极一时，成为距京城长安最近的重镇之一，唐中央曾多次提出迁都襄阳的动议。那时的襄阳城是何等的辉煌，富贾巨商云集，富甲一方。襄阳地是何等的富有灵气，地灵而人杰，襄阳籍宰相就有3人，张柬之、柳浑、朱朴。与此同时，襄阳的文化几乎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李白、杜甫等极富传奇色彩的社会名流，都曾在襄阳游历，居住。襄阳本土文化名人，如张继、孟浩然、皮日休等都领一代风骚。毋庸讳言，当历史渐渐沉积下来时，文化的辉煌成为历史的沉淀，成为了襄阳作为历史名城的底蕴和底气。每次从襄城过樊城，经过一桥，在车上，我禁不住府下身来看看“襄阳公园”门前的一幅对联，“八百亩城池知是何年图画，数千年古墙尽归此处楼台”。是啊，远古的襄阳已经远去了，不仅黯淡了刀光剑影，也黯淡了文化风流，曾经盛传一时文化风流地渐渐地远去了，给我们留下了城池和楼台，也留下了古城墙、习家池、昭明台、米公祠……这一个个的静物，它们仿佛只在张望襄阳的历史，回味襄阳那些被雨打风吹去的风流。
叔德先生来了，他历时数载，写下了《诗人三部曲》，再一次把襄阳现在的时空拨转到唐朝。这不仅是三位诗人之幸，也是古襄阳之幸，因为历过千百年，仍然有一位知己，有一位墨客，在寻觅他们本已被历史掩盖的足迹，抹去尘埃，寻觅他们因历史缘源而掩盖的沧桑，而让他们流淌出了一股雨打风吹皆不去的风流。在这个时空里，张继浅咏低唱，“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白语）、“清诗句句尽堪传”（杜甫语）的孟浩然来了，携酒纵情于襄阳山水。生于乱世的皮日休携“一蹋糊涂的泥塘里的光辉的锋芒”（鲁迅语），怀一腔忧国情，著文立说，终于乱世，客死于他乡。这是他们一生或悲或喜的歌谣，又何尝不是古襄阳的歌？叔德先生以如橼之笔，洋洋百万言之巨，写了诗人的风流，也写了古襄阳的风流。这对叔德先生本人，是一生的一个交代，先生成名极早，毁誉也多，波折极多，江湖数十年，生活虽不潦倒，但也有孤仃，终有可以传世之作，成就先生一生，使先生不负自己的才情。先生也不负襄阳，这块给了他生命，滋育了他才气的土地。他唤醒了襄阳文化意识，也为古襄阳的文化风流，为古襄阳的风流才子们立下了一块碑子，现在的价值很难说出来，但时间一久，这些芳香也必然会溢出来。就如先生喜欢的酒，越陈越香，越陈越浓。
写完些小文，我又想起李敖说过的一句话，“醉卧尊前君莫笑，我死诸君思我狂”。生与死，往往就是这样不可捉摸，生是一个世界，死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往往是不同的，不仅是带给人们的不同，留给人们的也是多么的不同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