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8月海口警方在街头挂出“抢劫拒捕，当场击毙”宣传横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后，类似内容横幅近期也出现在西安街头。在丈八路与朱雀大街路口，远远就看到陕西扶贫技术学院南校区围墙外，挂着红底白字的醒目横幅。上面的内容是“严打‘两抢一盗’，抢劫拒捕者依法当场击毙”。落款是“长延堡派出所”。（3月20日是《广州日报》）

      如今，在一些地方的，“当场击毙”的口号成了公安部门执法的“主旋律”：“车匪路霸可当场击毙”、“劫持儿童可当场击毙”、“飞车抢劫可当场击毙”………于是在这类标语口号的推波助澜下，警察“当场击毙”的“喜报”不断出现：“中山警察当场击毙嫌犯”、“西安民警当场击毙窃贼”、“昆明警察当场击毙飞贼”、“肯德基店劫持女童对峙七小时被特警当场击毙”、“入屋抢劫挟持人质 对峙八小时被深圳警察当场击毙”……

      众所周知，“两抢一盗”伤害良民、危害治安，还给受害者带来生命的极大危险和精神上的恐惧贻害。特别是飞车抢劫，它严重地威胁着市民的生命财产尤其是生命的安全，不少被害者不但财物被抢，而且由于被劫匪飞车拽拖，有的造成身残，有的导致死亡。劫匪的所作所为，其残忍程度和危害性，已成了我国的“国害”。因而对其出重拳严厉打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及时的。

      但勿庸讳言的是，我们有时“打击”有余而“保护”不足，往往在严厉打击之时对维护其权益有所忽略。“当场击毙”并非不可以，但必须严格限定在如不当场击毙则其他人生命不保的情况下。依据《人民警察法》第10条、《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之规定，遇到放火、凶杀、强奸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无论《警察法》还是《条例》均只规定警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而没有赋予警察“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况且，《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可见，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当其不威胁他人的生命时，民警不应该剥夺其生命。能够“击而不毙”，达到制止犯罪的目的，当是最佳选择。

    “当场击毙”是对公民生命权的漠视。在一个法治国家，即便是犯罪分子，其生命权也应该受到尊重。这充分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司法理念，体现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体现了我们国家在法治尤其是保障人权领域的进步。对于“抢劫拒捕”者是否可以没有附加条件就可以“当场击毙”这样一个涉及人之生命和生死大事的做法，一个派出所是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的，警察也没有随意剥夺任何一个人包括暴徒和各类嫌犯生命的权利。

      事实上，“当场击毙”还可可能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因为开枪在制伏、击毙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给其他公民带来巨大危险，造成误杀误伤，如果权力被滥用或者用做报复的手段，那后果更是可想而知。“当场击毙”也使个别警察凌驾于法律之上，为一己私利而滥用权力，伤及无辜以可乘之机，福州市“黑警察制造惊天谋杀”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曾经被福州市公安机关和媒体大肆宣传的“刑警围歼劫匪”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在5年之后真相大白，原来是警察败类为谋财害命，蓄意策划并实施的一场“完美犯罪”。

      另外，在大街上挂“当场击毙”之类的标语也不符合人道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离。标语代表相关部门的立场和态度，具有一定的严肃性和威慑性，但标语常见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语言暴力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抢劫拒捕当场击毙”的标语毫无疑问属于暴力标语，无论如何，避免暴力标语和暴力宣传是公权机关的基本原则。打出这样的标语，显然是放大了人民警察使用武器的权力，容易给社会、市民造成错觉，不利于群众对法律的学习和理解，是警察法制观念滞后的表现。

      当场击毙，是法律赋予警方在非常情况下的一种权力，是紧急状态下对公民生命财产进行保护的必要手段，但并不代表凡是拒捕的就一律开枪击毙，因而不宜提倡，也不能滥用，不是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当场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