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山南水北，水是汉水，山为秦巴余脉。三千里汉水，自沈湾入襄境，河道顿宽，流速骤减，从此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江。

    或许是人与自然的天合之作，筑于秦巴门户、水域面积逾千平方公里的丹江口水库，让汉水这个发育于秦巴山谷的小家碧玉，在走出崇山峻岭之际在此梳妆休憩，沉淀内涵。而秦巴余脉的东南分支，犹如恋恋不舍的情侣，低眉顺眼，绵延起伏，缓缓盘踞于南岸，忠贞坚守着自己的护佑。北岸呢，一马平川，无有遮蔽，似是一位敦厚的大哥，敞开宽广的家园，迎接着千里奔波的“汉妹子”的到来……于是，汉水因之而心净几许，因之而从容舒展，因之而恬然俊秀。

    本是一路匆匆，到了襄阳大地，汉水却步态优雅，温良谦让。及至襄阳城，竟顺应由北而南的小清河、唐白河，包容互接，同向往南。善解“水”意的岘山，也居然收住东进的脚步，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优美姿态，静静聆听着“一江两河”的混声合唱。三水角力，迂回砥砺，积淀成洲。于是，在“一江碧水穿城过”的水中央，诞生了东有鱼梁洲、西有桃花岛（总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的梦一样的“诺亚方舟”。于是，江畔有山，山下有城，城中有江，江上有洲，山、水、城、洲浑然一体，有致布局巧夺天工……或许，在中国的城市群中，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样足够大的水上客厅、这样足够美的天然氧巴、这样足够好的城市之肺！

    更有聪慧的古人，为了城防需要，巧借汉水，沿城开挖壕沟，依沟砌筑壕墙，形成了外为壕堑（护城河）、内有城墙的防御屏障。自汉始，经过一代接一代和一次又一次地拓宽、掘深、垒实，至宋代，襄阳护城河的平均宽度已超180米、城墙长达7300多米。如今，91万平方米的护城河，因其宽为全国之最、保护为全国最好，而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池”。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自西由南而东环抱着古城（北为汉江天堑），与饱经沧桑的古城墙一起，向世人昭示着襄阳历史的悠久与厚重。

    这就是襄阳——侧卧一江内陆腹地唯一可以直接饮用的清水，扼守汉水中游70%的沃野，相伴2800多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坐拥“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生产要素齐备的宜居宜业条件……没有人不向往，没有人不痴迷。

    可我在这里居住许久了，至今却没有一篇赞美的文字，不是因为我懒惰，亦非我无审美力，而是襄阳之美实在是美得无从着笔。

    不过，凭着我的慢品细阅，我可以断言，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与襄阳这座古城相提并论的城市当是凤毛麟角。

    遥想先楚，“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开疆拓土，先后统一数十小国，顶盛时期领域东至海滨、南达粤界、西接黔境、北到黄河，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而在襄阳就经历了开辟基业、强盛国力的两个重要而又长期（达500多年）的发展阶段。古邓城、楚皇城、九连墩……这些名响华夏的荆楚遗址（所出土的绣、锦、纱、绢等图案千姿百态，车马、青铜器、玉器、漆器等工艺精美绝伦），端公舞、牵钩戏、唢呐巫音……这些传承千古的楚风遗俗，楚辞（楚国辞赋家宋玉系襄阳人氏）、楚神话、楚礼仪……这些熠熠生辉的文化结晶，无不闪耀着先楚智慧的灿烂，至今仍根植于襄阳大地，滋养着楚之子民精神。可以说，楚国的强盛之基积累于襄阳，楚文化的历史地位奠定于襄阳。这不仅在同时代的中部区域独一无二，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也难有它域望其项背。

    说到历史，让襄阳引以为豪的莫过于三国争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事频仍，作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命中注定会是群雄逐鹿的战略要津。一篇千古名策《隆中对》，使襄阳成为无人不晓的三分天下策源地，也使襄阳城西诸葛亮隐居10年的古隆中成为名垂千秋的智慧摇篮。在这里拉开帷幕的一场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分分合合，斗智争勇，刀光剑影，撼天动地……三国鼎立不足半个世纪，所演义的120回故事，却有32回发生在襄阳。司马荐贤、三顾茅庐、马跃檀溪、水淹七军、大意失荆州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彪炳史册，千古流传；刘备、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刘表、简雍、习祯、黄承彦（诸葛亮岳父，襄阳名士）等一大批久历襄阳的三国人物，他们或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或为慕名流寓襄阳的智者隐士，或为襄阳本土成长的良将勇士，不但改变着当时的政治、文化、军事走向，也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因之而名的历史遗存也千秋永在。如大名鼎鼎的古隆中、刘备脱险地檀溪、司马徽隐居地水镜庄、刘表呼鹰台、徐庶庙、庞公祠、凤林关与水淹七军古战场……还有三顾茅庐、伏龙凤雏、攻心为上、龙翰凤雏、千头橘奴、心绪如麻、指日成功等等在襄阳诞生的三国成语典故，无不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纵观三国历史，始有隆中对策拉开魏、蜀、吴鼎足大幕，中有凤林关之役和水淹七军等惨烈战事，末有杜预发兵襄阳，东进灭吴，促成三国归晋。如果说三国这段历史是一个圆圈，那么它发端在襄阳，精彩在襄阳，终结也在襄阳。可以说，走进襄阳，就走进了三国，走进了龙腾虎跃、英雄辈出的那个年代！

    在冷兵器时代，襄阳易守难攻，这得益于北有汉江之险、南凭岘山之峻、城据壕墙（护城河、古城墙）之固。然而，历史并不以一地之固而不变迁，朝代亦并不因一地之坚而不更迭。纵使号称“铁打的襄阳”，也只不过是没落政权的最后屏障，或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临时阶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候，这里是战争策源地，是两军决战场；有时候，这里是一个朝代终结的风向标，是一些武装叛乱的据点。几乎历朝历代，襄阳都有战事发生，仅有史记载的大小战役就达172次。三国姑且不表，前秦苻丕（苻坚之子）率17 万大军攻襄阳，萧衍镇守襄阳反齐（后在南京称帝），宋朝岳飞抗金收复襄阳，宋元于襄阳大战6年，明末李自成攻陷襄阳……从历次大的战事看，襄阳之得失，每每都关系到天下大势。尤其是当中国出现南北政权对峙时，襄阳更是谋求政权统一的基地。如蒙元不惜耗时39 年，攻下襄阳之后，南宋很快灭亡。而在动乱时期，襄阳也曾沦为割据叛乱中心。如安史之乱后，李璘、梁崇义等人在此起兵割据，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但却代表了一种草根政治力量。

    无论是战乱频繁、战争间隙，还是历史终有那么几段兴盛安定的时期，襄阳总能以其惊人的修复力和特殊的吸引力，为天下有识之士所倚重，所偏爱，甚至屡屡成为全国性移民的重要通道和承载区。

    从东晋至宋，历次战乱都有西北难民南迁。如唐末安史之乱，导致大量难民从西、中、东三路南迁。襄阳是最好的中路通道，此路北连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关涉人口多，南下道路畅。一时间，“荆南井邑，十倍于初”（《旧唐书·地理志》），史载这次南迁中路难民达250万之众，留居襄阳者十之二三。历史上，由于南迁人数常常多过土著，朝庭不得不在襄阳采取侨置州、郡、县的管理措施。如南宋永初年间，祖籍西域（西晋时迁入西北）的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迁至襄阳岘山以南，朝廷为之专设华山郡。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开封，官吏弃城而逃，百姓弃家避乱。襄阳进士王之望返乡时，发出了“岂无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

    伴随着被迫的“旅寓”，或在一些相对安定的历史阶段，襄阳往往是一代俊杰或文人墨客的首选之地。比如，刘表治荆州的19年间，诸葛亮、王粲、徐庶、司马徽、王叔和（晋太医）、杜夔（音乐家）、宋忠（古文经学家）、梁鹄（书法家）等一大批社会精英从外地寓居襄阳。《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千数聚集荆州。”这表明，当时的荆州首府襄阳堪为全国人才洼地。杜甫的祖先即在这一时期迁居襄阳 (从襄阳东进灭吴的杜预系杜甫13代祖先，后杜甫的曾祖父杜依艺自襄阳迁至河南巩县)。东晋时期的佛教学者释道安，南下襄阳建寺弘法15年，成为中国最早的佛教领袖。唐、宋安定时期，杜甫、李白、王维、白居易、杜审言、皮日休、王昌龄、岑参、李贺、张继、温庭筠、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坛巨擘都纷纷游历襄阳。还有唐朝吏部尚书刘晏（《三字经》里“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说的就是他）随难民流落襄阳；北宋书法家、画家米芾（自称“米襄阳”）迁居襄阳；元朝淄州人杨宏道(其诗与元好问齐名)、平州人王元粹(著名诗人)、韩若拙(著名画师)为避乱而来襄阳……

    这些大师级的文人画家游历或定居襄阳，留下了众多赞美襄阳的名篇佳作。如李白的《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杜审言的《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还有白居易感佩这里“南船北马”的地理之优：“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泽”（《襄阳舟夜》）；王维醉中咏叹：“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汉江临眺》）；李贺美中不足：“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大堤曲》）；岑参恋恋不忘：“不厌楚山路，只怜襄水情。津头习氏宅，江上夫人城”；杜甫归来兴叹：“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更有襄阳本土诗人孟浩然感触至深：“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据当代学者研究搜罗，自先秦至民国，描写襄阳的诗歌辞赋达4000多首（篇）。其中唐、宋名家吟咏襄阳并留传至今的诗词达120多首，加上襄阳本土作家群的作品，这两个时期讴歌襄阳的诗词超过500首。可见，历史上游历襄阳的文人何其多矣，对襄阳本土文化产生的影响又何其深矣。比如与王维齐名的唐代山水田园诗代表人物孟浩然，同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张九龄等都是好友，在他们游历襄阳和孟浩然去长安求士时有很深的交往。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杜甫也赞“吾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王维曾在郢州亭子里为他画像，题曰“浩然亭”。《全唐诗》收集了孟浩然200多首诗，其中有30余首是他歌颂家乡襄阳的。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走向顶峰的唐宋时期，也是襄阳历史文化积淀的一个高潮期。

    如果说襄阳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军事要津与文化高地，是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富庶的自然条件和包容的社会环境所铸就；那么，其商贸的发达则与汉江“来如行云，去若流水”的集散与流通功能分不开。所谓“南船北马”，说的是南方的物资从汉江运至襄阳后起岸，再由马车从陆路运抵长安等北方地区；而“七省通衢”的美誉，则缘于便利的水上交通使襄阳成为周边7省人口、物资、信息乃至风俗的集散地。早在春秋战国，襄阳便有商贸交易场所，楚国设“市令”官职，专门管理市场。随着商业文明的延绵，到了明清时期，各路商人纷至沓来，襄阳江边会馆林立，码头多达20多个，江、浙、闽、徽、山、陕、豫等省在襄设立会馆20余家。南（瓷器、丝绸等）北（皮货、木材等）物资在此汇集交易之后，一些有头脑的商人就地兴办布匹、印染、铁器、木业等加工企业，吸引了大批工匠云集襄阳。他们带来的先进工艺和商业理念，不仅夯实了襄阳近代工商业基础，也加速了襄阳南、北文化交融地和经济桥头堡的形成。

    因得汉江之便，天南海北，人来客往，互为浸润，孕育了襄阳开放豪爽、兼容并包、多元复合的地域文化特质，铸就了襄阳人重情讲义、贵和尚美、崇文善谋的精神气质。今天，我们从襄阳的饮食、着装等生活习俗，说话、口音的言腔语调，性格、行为表现特征等方面，都可感受到“不南不北，不东不西，不排不斥”的魅力。

    如今，南下北上的火车、西进东出的高速，早已替代了汉水繁忙的帆影；沃尔玛、家乐福、电子商务，则已完全取代了旧时会馆商业洽淡；城市的有序膨胀、工业的转型崛起，更是荡尽了传统农耕社会拙朴的图景……可我一直觉得，那悠悠岁月的巨磐打磨的一个个人物依然灵动鲜活，那渺渺历史的长河淘漉的一滩滩故事依然斑驳陆离……生活在这样一个随地都可拾捡到历史的碎片、随处都可钩沉一段封尘的故事的城市，那种时刻沐浴着古风古韵的陶醉感，那种驰骋古今之辉煌的豪迈感，那种乐天享地般的幸福感，实谓享之不尽的精神大餐！

    每天，我都照例或去十里江堤游走，或去护城河畔徜徉，或去古城墙上漫步。驰目临眺，汉江碧波似镜，岘山苍翠如濯，逶迤绵延的古城墙静默地透着悠久的历史气息，城垛上的仲宣楼、临汉阁、夫人亭以及古城中心的昭明台，不论日月星辰映照，还是风霜雨雪浸蚀，都一直保持着古雅的遗韵，那层叠的楼阁、欲飞的翘檐、镂空的花窗，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古城兴衰更替的过往。而城区段的汉江已然为湖（因崔家营水利枢纽的兴建而形成7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与古老而宽阔的护城河焊接成一把硕大的U字锁，“锁”出了一方“道法自然”的古城布局，“锁”出了一幅“浴水古城”的天然巨画。城郭外，岘山的细腻剪影与河湖的渺渺波影相映成趣；近郊处，中国园林的鼻祖——习家池，则隐伏着汉、唐时期习氏家族（东汉襄阳候习郁、东晋文艺评论家习凿齿等）的风云……整个古城，亦古亦今，其集古朴厚重与简约明快于一体的人为和自然之布局，独具特色地传递着一种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风光遥相呼应的艺术美感。

    当然，最富生机的还是这幅画里的芸芸众生。在每天的步行中，我都会观察到，清澈的汉江一年四季都有畅游的泳者，垂钓的闲者，捣衣的浣者，放生的佛者；而在岸边、堤上、湖畔、城头及岘山绿道，走步的，骑车的，爬山的，摄影的，练嗓的，跳舞的，溜狗的，打太极的，抽陀螺的，甩响鞭的……不一而足，各司其“好”，各得其“怡”。那种恬适、淡定、和谐的况味，那种亲近自然、贴近山水的执着，是一种志趣，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有人说，休闲的质量就是城市的质量。但凡一座美丽的城市，必定首先是一座宜于休闲、宜于居住的城市。而一座伟大的城市，也必定是一座文化元素根深叶茂的城市。襄阳二者兼备，美伟比肩。然而，古城人并未因天赐之美而止步，更未因历史的辉煌、先贤的眷顾而浑惑。“解放老城，重塑古城，打造新城”，这不仅仅是决策者们的一种理念，而已是古城人扮美古城的一种行为自觉。做实文化软实力，致力现代制造、服务业，以及正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而去打造汉江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实施“绿满襄阳”生态工程等举措，硬是在把襄阳城市的质量推向更高……

    那天，在临汉门广场，华灯初上，游人如织。幽蓝的天空下，临汉阁显得更加秀雅，古城墙显得更加瑰丽，一群勾肩搭背的青年男女，喜笑颜开地燃放着孔明灯；一位外地来的老摄影家，架好摄影机，对准临汉门，连续不断地摁着快门。老摄影家见我对他的拍摄充满疑惑，无比自得地对我说：“难得的良辰美景啊！在同一地点、同一背景与不同时间，能够拍摄到不同的人文景象，这是一种美的邂逅呢。”

    在老摄影家的相机显示屏上，我果然看到了镜头里的一种不同时空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