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吃饭，总会不经意地将些饭粒或菜肴拨弄出碗外。每值此时，外婆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了不心疼洒了心疼”，并往往还补上一句让小孩子感到害怕的话：“饭洒在地上是要被雷打的”，以此提醒我们吃饭不要跑冒滴漏，用餐也要专心专意。

    外婆没有文化，自然不会用“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警世古诗赐教。但外婆质朴而富有哲理（质朴在于通俗易懂，富有哲理在于温饱不足的年代，家人吃的再多她都不会心疼，而洒了是浪费她则非常心疼）、吓唬而确能警醒的话语，犹如一条“定心真言”，让我受用至今。

    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母亲在外婆所在的村小、父亲在20多里外的公社中学任教，我们的商品粮按月定量供给，父母各28斤，我们兄妹各22斤。我们正长身体，菜肴油水却不多（油每人每月定量4两），只得以多吃主食来弥补长身体之需，“粮荒”在所难免。外婆为此想出了“瓜菜代”的办法，或用红小豆、萝卜丁掺进主食里，或用南瓜、土豆、红薯块垫到饭锅里，从来没让我们饿着肚子。

    每个周末，我们都等父亲回来吃饭，一般都要等到掌灯时分父亲才能到家。于是，大家欢天喜地，就着一盏挂在土墙上用小号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围着一张经年漆黑且桌面凸凹不平的小方桌开始吃饭。由于光线昏暗，土屋不够宽敞，人一多，大家胳膊肘儿触触碰碰，饭粒菜肴难免洒泼。每每至此，外婆与父亲便抢着将掉落在小方桌上的饭菜夹起来放进嘴里……这一幕，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几乎每次都有上演，这似乎已是他们的一种习惯，而我们小孩子家也习以为常地以为这是大人们的“必须动作”。

    我至今记得外婆做饭下米时的一个细节——那时我家有个“葫芦瓢”，满满一瓢米正好一家人吃一餐，每次下米，外婆总是在舀满一瓢米之后再抓一把（有时甚至是两把）回放到米缸里。有次我憋不住问外婆为什么这样做，外婆幽幽地告诉我：“一顿省一把，十顿省一餐”。我顿时明白，这省下的一把或两把米，外婆是要用“瓜菜代”的办法加以填补的。正可谓苦难出智慧，在艰苦的岁月里，外婆做到了既让我们每餐吃饱，又精打细算着“顿省一把，多食一餐”的长远。

    外婆教人节俭的俚语很多，比如，“不喝酒，不吸烟，一年省头大黄犍”、“勤俭永不穷，坐吃山也空”、 “紧紧手，年年有”、“细水长流，遇灾不愁”等等。但外婆并不把这些俚语常挂在嘴上，而是更多的用最平凡最日常最直接的行为给我们做示范。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生产队里每年秋收后的田野，总少不了外婆小巧而精干的“遛秋”（捡拾收割后的遗留）身影；即使有限的一点自留菜地，外婆也总是把它种得满荡荡的，一年四季皆可从中收获餐桌上的需要；从外回家，外婆从不空手而归，手里不是一根柴禾就是一把猪草，或是一抱既可做燃料又可垫猪圈的包谷杆、枯树叶，有时甚至会兜回一泡肥菜园的牛粪；自己劳作之余以及我们放学之后，外婆总要带着我们去田边地头打猪草，并对我和妹妹打的猪草分别过秤（谁打得多谁得表扬）。在村上的那几年，我们家竟然每年腊月都可杀猪过年；并且，每逢新年，全家人都能穿上外婆与母亲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新布鞋。但是，家里好吃的，一般只有来了客人和过年过节，外婆才会拿出来让我们解馋。四年级时，我迷上了《水浒传》，每晚都要就着煤油灯看上几回，时间久了，外婆心疼煤油，便在本来很小的墨水瓶式油灯里留下不足三分之一的煤油，燃尽为限，剩下的故事再吸引人也只能躺在床上想像了……所有这些儿时的生活细事，当时我们自然感知不深，甚至于觉得外婆吝啬、苛刻。

    然而，在我们顶着“紧箍咒”历经童年的苦涩与温暖的岁月渐行渐远的时候，在外婆以92岁高龄离开我们、今年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在不经意间我亦走进知天命的门槛的时候，回首过往，外婆的勤劳与节俭，外婆的精心持家与“抠门”之举，外婆“吃了不心疼洒了心疼”的家训，如同一笔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形成的独特而不朽的精神财富，深深根植到了我们的血脉之中；又如那年年春天的夜雨，汩汩潜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春夏秋冬。

    几十年来，无论生活清苦还是物质充裕，我们全家一直都把克勤克俭、爱惜物品、敬畏食物作为一种操守，把细水长流、省能补贫、俭可助廉奉为一种境界。全家人不抽烟、不嗜酒，任何物品总是用到不能再用，食品只要不腐总是热了又吃。一本读高中时的字典，我竟能一直用到现在；不管电视机、电冰箱、热水器怎么更新换代，我家用的仍是15年前的产品。尤其年过七旬的父母，退休后始终坚持经营几分菜园，享受着自劳自食的乐趣。他们勤俭的品格，良好的心态，健康的身体，是外婆珍贵家风传承的结果，也是我们做儿女的一种福分。

    但愿外婆九泉有知，在她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深谢她勤俭家风的传承之恩，告慰她圣洁安妥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