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襄军--王伟举

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背井离乡谋生存求发展已经是一种生活常态。然而人都有恋旧的习惯，无论出去闯荡再久，总会回到故土。在外混得不如意，故土是最后的退路，在外混好了发了财或做了显官，往往选择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所以对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有一天你让他到别的地方去，哪怕要去的地方比他的住地好得多，却没有人愿意离开故土。“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穷窝”，这句话形象的反映出了人们对迁居的态度。由此可见，恋旧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征。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国家建设层面的大局往往需要一部分人做出牺牲，新中国建立以来，因为建设丹江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库、三峡大坝等大型水利工程，前后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1956年三门峡库区开始移民，1965年丹江口库区移民开始移民，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移民的话题从来没有消停过，似乎移民是个制造新闻的永久题材。不是移民返迁，就是要求落实政策上访。1956年三门峡移民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去年还有人因为写这段陈年公案惹出了一场全国关注的风波。当然也有作家长期关移民、写移民题材获得了成功和荣誉。著名女作家冷梦的《黄河大移民》和梅洁的《大江北去》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两位作家以女性的慈爱与善良对历史上移民的境遇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她们不辞辛劳四处寻访，打开了尘封多年几乎被世人遗忘的那段历史，真实再现了两个库区移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磨难。在那艰苦的年代，一是信息闭塞，二是全国人民都在受难，移民们那些苦难遭际鲜为人知，也少有人为他们呼吁。这两部关于移民的书现在读起来让人感慨万端，心痛不已。

以客观的眼光看，当时由于国家处于极度困难时期，加上极左思想支配，既没有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没有对物权合理补偿和对移民妥善安置的能力，只好靠政治运动，靠启发“阶级觉悟”，动员人们让出祖辈居住的家园。应该说，两位作家对历史上几次移民过程的描述、对移民生活状况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披露，对政府后来的移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警醒作用。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全国一盘棋平衡发展，各种建设的需要总会有一小部分人要作出牺牲，离开自己的家园，因此新的移民也就会不断产生。如何让移民愉快地迁出并能在安置地安居乐业是对时下各级政府的一大考题。

客观地说，因为有了《黄河大移民》、有了《大江北去》，老一代移民们经历的痛楚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新一代移民们已从中受益，人权和物权都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当然更主要的是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家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今天的移民政策与那个时代相比已有天壤之别，甚至可以明显感受到政府新制定的移民政策里已经有一种对历史反思和有意补偿的因素。只是今天的移民与五六十年代的移民也不可同日而语。在那个年代听毛主席的话、支援国家建设有无上的光荣感，而在民主意识复苏的今天，这一代移民们的心态变得极其复杂。谁要在动员中提倡牺牲个人利益，就会有人问“为什么我要牺牲？凭什么要我牺牲？”至于“顾全大局支援国家建设”、“舍小家为大家”也就变成了一种与政府讲价的砝码。

相反倒是政府处在了被动的地位。出于对历史欠账的负疚，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各级政府这次对南水北调中需要迁出的丹江口库区移民的意愿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不仅在舆论上一再强调以人为本，和谐搬迁，而且在具体措施上也印证了这一思想。移民的房产和地面附着物由政府登记后给予全额补偿，移民安置则另外拨付专项资金，由各接收安置地参考时下新农村标准给移民统一建房。同时对移民后期生产活给予每人每年600元的发展扶持资金，这笔扶持金持续时间长达20年。为了移民能够融入当地社会，为了做好移民的安置稳定和扶持发展工作，许多地方的移民局由临时机构成为了常设，甚至有不少地方由附设在民政局下面的二级单位改成了直属政府的一级行政主管局。尽管这样，移民工作并不轻松。

在各县调查中，各县区政府和移民局工作人员在移民安置工作的苦涩、我的感受也很复杂。实在地说，我写这篇文字是出于无奈，因为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工作，把移民安置当作头等大事，在各地政府和基层党组织的动员下，各接受地的村民们都把本来就很少的土地挤出来，把最好的宅基地让出来，以宽广的胸怀接纳这些从库区来的外乡人。可是当代移民们早已没有了六十年代那种为大局牺牲个人的境界，市场经济年代的人心发生变异，对补偿安置的期待过高，一旦出现落差就会以强烈的方式反应。这使得移民安置与城市拆迁一样成为本世纪最艰难的工作。然而各地党委政府仍是以大局为重，想千方设百计，甚至忍辱负重，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公共资源尽最力满足移民的各种诉求，争取移民的理解，最终实现和谐搬迁的目标。

南水北调工程自规划以来，一直成为襄阳人关注程度很高的事件。因为丹江口大坝升高17米，对下游防洪安全的关切、对汉水水位下降引发的生态忧虑，特别对于襄阳市民来说，他们更关心汉水流量减小下流筑坝拦水会降低饮用水质量。以前汉水的水质一直是这座古城人的骄傲，在参评魅力城市时，优质水的汉江水也功不可没。现在要把水调到北京去了，下游崔家营低水头发电站的修建实际上已经把奔涌的汉江变成了静态的湖泊。水质已经从2类降到了3类。人人心中都有不悦，可是一想，这是向首都让水啊。习惯于服从大局的意识使人们对这项工程从心理上接受了下来。但是让襄阳人没有想的是，为了这项向首都供水的工程，不但向北京让了水，还要承接丹江库区淹没区的移民。这就意味着还要从本来已经很紧张的耕地上挤出一部分来让给移民。当然移民本身也是牺牲品，他们蒙受的损失还要更大一些。

自从长江水利委员会2004年测定了172米水位线以后，政府明令停止淹没区范围内包括道路在内的所有建设。笔者曾于去年应邀采访过河南淅川县仓房镇的外迁工程。亲眼看到淹没区这些年作出的牺牲。许多村民的房子破旧不堪却不能重建，村村通水泥公路已经在全国的乡村铺开，库区人却仍只能在泥泞的村道上艰难跋涉。但是搬迁时间一直没有确定。知道了最终要搬，等待的日子就显得很漫长。而他们只有苦熬苦等。六年过后，移民搬迁这只悬在头上的鞋子，终于落了下来。通往北京的南水北调大渠已经基本竣工，丹江大坝加高工程2005年9月26日开工，2009年主体工程全线贯通。即将蓄水之时，移民工作全线启动。与三峡工程移民不同的是，这次丹江库区移民全部由湖北和河南两省自行安置，河南涉及淅川一县，湖北动迁的是丹江口市和郧县，这次调水工程，两省动迁人口达33万人之多，相当于一个县的规模。其中湖北17万多，就地靠后安置8万多人，外迁人数7万多人，分别由武汉、襄阳、荆州、荆门、随州、仙桃、潜江、天门等地接纳。因为从1953年到1965年期间，郧阳辖下六县还是襄阳专区的一部分，1965年才从襄阳专区析出。两地不仅是紧邻，而且生活习惯、文化习俗包括说话语音都基本相近，甚至有好多人家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自然就产生一种地缘上的亲近感。在征询移民搬迁意愿时，襄阳的诸多县市区都成为许多移民的首选。结果，襄阳所辖县市区，除了保康之外都有数量不等的安置任务，全省近三分之一的移民分给了襄阳。总数达5344户，22798人。住房标准每人按24平米，人均耕地1.5亩，而且移民选择的地方都在平原和城镇附近。这对人口密度本来已经偏大，人均耕地已经偏少的襄阳市各级政府都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2009年6月14日，湖北省政府召开有移民迁出和接收任务各市州负责人会议。省政府的会议内容专一，国家南水北调办公室负责人和省长李鸿忠出席。李省长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南水北调工程对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要求各相关市州把移民工作当作一号工程，务必在稳定和谐的氛围中按时完成任务。省政府副省长田承忠在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几个时间节点：诸如试点县市移民点的迁出时间，第一批的安置时间、全部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等等。省政府与各相关市州负责人签定责任状。要求各市州以同样方法与各县区签定责任状。

襄阳市人民政府市长李新华、政府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市长李跃华和襄阳市移民局局长杨智勇等相关领导人在从武汉返回襄阳的路上就在中巴车上开起了办公会。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对移民工作重视程度上认识高度一致，一再告诫移民局长，责任大于山。当下就在车上与移民局长一起研究布置省移民工作会议的传达贯彻。认真研究了传达全省移民工作会议的时间和内容，讨论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对未来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作了分析和预测，提醒移民局在今后工作中必须特别认真。市长们人还没回到襄阳，就已让政府办公室将第二天的会议通知到各个县市区。

6月15日——省移民工作会议的第二天上午，襄阳市各县市党政一把手参加的全市移民工作会议在襄阳古城的南湖宾馆召开，市直28个相关单位、各县市区主要领导全部到会。李新华市长传达了省移民工作会议精神之后，唐良智作了重要讲话。唐良智指出：移民工作事关国家一盘棋的发展大计，移民安置工作关系到南水北调工程的顺利进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明确指出移民是今明两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各相关县市区务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识移民工作的意义，要求各县市区领导人把此项工作当作一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来完成。李新华市长与下属襄州、宜城、枣阳、谷城、老河口、南漳的县、市、区政府的一把手分别签订了责任状。市委决定，将移民工作纳入当年各单位工作综合考核指标，具体工作由分管农业和民政的副市长李跃华负责督办。

按田副省长说法：襄阳市对全省移民安置举足轻重，全省7万多移民，移民们选定的8个市（包括计划单列市在内），但选中襄阳市的移民最多，襄州区、宜城市、枣阳市、老河口市、谷城县、南漳县六个县市区，总共承担的接收任务为5371户，22236人。迁出地涉及丹江口市、郧县两县市的六里坪镇、石鼓镇、青山镇、五峰镇、安阳镇、杨溪铺镇、均县镇、茶店镇、潭家湾镇、习家店镇、凉水河镇11个乡镇、49个行政村。襄阳一市接收的人数接近全省三分之一，难度可想而知。

田副省长对襄阳移民的艰巨作了充分评估，也对襄阳市的移民任务胸有成竹。会后田承忠副省长来到襄阳，他以浓厚的人情味激发了市领导们做好移民安置工作的决心。田副省长说，库区移民们选择襄阳是对襄阳的高看，襄阳人应感到骄傲，省政府把这么大的移民任务交给襄阳，也是对襄阳市各级领导的信任。襄阳市各级干部都是最务实的，也是我最信得过的，相信你们一定能把这2万2千多移民平稳和谐的安置下去，让省委省政府放心。

作为襄阳市移民局局长，杨智勇深知移民工作的难度，不仅安置难度大，而且涉及面广泛。光靠移民局一家是无法完成这浩大的工程的。按照常规惯例，为了工作方便，除了主管部门做具体工作以外，还要成立一个协调全局的指挥部，襄阳市移民指挥部在省移民工作会后立即宣告成立，挥指长自然是市长兼任，分管此项工作的李跃华副市长也是当然的副指挥长。而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市移民局，移民局长杨智勇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办公室主任。

在我想象中，市移民局应该是一个庞大的机构。然而真去了移民局，却差点找不到这个单位。这个局挤在民政局的办公楼上，一个小会议室，几间狭小的办公室，让人感觉像是民政局的一个科室。编制规模更像个科室，连正副局长和司机在内总共才8个人。而编制只有5个。后来得知，市移民局真的是个二级单位，就是说，如果不是杨智勇从军队带回的正县职，这个移民局就是个科级单位。而我从侧面得知，邻近的兄弟市移民局不仅是政府正县级的一级机关，工作人员也是襄阳移民局的好几倍，有的多达40多人。

杨智勇对于移民局的地位很少提及，他对仅有的几个干部说，不要管我们是什么级别，我们承担的工作是当前最重要的，这就够了，工作不在乎人多，战场精兵强将能够以一当十，关键是要讲求效率，南水北调工程牵涉国家发展全局，这样大的世纪性工程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现在让我们这代人遇上了，这是我们的幸运！为党和政府分忧，为南水北调奉献，这是我们的光荣。移民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细心，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把党的关怀和政府的政策落到实处。最终实现和谐搬迁的目标。

　南水北调工程也是中国继三峡工程后最大的移民迁安工程。单从数量上看，三峡工程的100万移民相比，南水北调工程涉及的移民和动迁群众人数要少许多，但从完成的时间段和紧迫性看，南水北调移民工程的强度丝毫不亚于三峡工程，更大于小浪底移民工程。而且三峡工程移民承接面涉及全国多个省份，而南水北调却由湖北和河南两省在省内自行消化。
三峡移民始于1993年，前后耗时10年；黄河小浪底移民始于1992年，前后花了11年才完成20万移民的安置；而丹江口库区移民总人数达到33万，搬迁时间却只有2年。这33万涉及河南淅川一县21万人；湖北动迁人口稍少，近12万人，但却涉及十堰市管辖下的郧县和丹江口市、郧西县、张湾区、武当山特区共5个县区。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湖北接受移民安置任务的包括省会武汉市和单列市共有8个市，安置人口7万多人，而襄阳一个地市安置人数达22852人，共计5343户。涉及六个县的71个安置点。移民新居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各项经费的落实、解答移民迁安过程中各种复杂事项的政策、协调迁安两地政府的关系、接待移民的上访咨询等等。小小移民局就像个战时前线指挥所。

杨智勇想起了空军里的协同作战，他让各县在规定的时间拿出各自的设计图纸，然后请来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专家、迁出地政府的代表、市建筑规划设计专家一起组评审专家组，然后到各县巡回评审，到了哪个县，就把当地移民代表同时请过来一起参加评审。各方都满意之后签字画押后立即组织施工。杨智勇把这种方式称作“三堂会审”。“三堂会审”的好处是最快捷最节省时间的方式。试想，如果各县按程序报上方案来，一家家的单独组织专家评审，估计来来去去往往返返半年也搞不定。实践证明杨智勇这种创新思维将规划设计这个环节的效率大幅提高。同行们估计至少赢得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都说无分身无术，可是襄阳市移民局的干部们还真的都分了身。杨智勇自己不分日夜，既要做各接收地的工作，又要做迁出地政府的工作，并且还经常登门入户，一家一户的做移民的工作，解决现实矛盾，宣讲解答国家政策。白天风尘仆仆，夜里躺床上也无法入睡，全市71个工地，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杨智勇不仅是个雷厉风行的军人，却也是个思维缜密的细心人，白天听到的反映，他必须很快思考出解决方案来，第二天就得给予答复。他知道如果反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拖延的就是时间，而省里“三个节点”就是大限，在杨智勇看来，现在的分分秒秒都无比珍贵。

自从移民工程启动以来杨智勇心里没有一天平静过，更没有睡过一个安神觉。而省移民局拨给他的那辆越野车，一天也没有停在机关。六个县区2万多移民的工作量，71个在建安置点，可局里就只两辆车，所以这车一天也不曾停过，从省移民局接回来时，越野车上记录了7万公里，可到襄阳移民局以后，一年多时间，已经到了24万公里！

移民局七个人，每个人都身兼多职，比如办公室主任朱燕，孩子在上学，爱人在市委机关无法顾家，可她既是会计，又是文秘，她还负责上下左右的接待。移民账目复杂，名目繁多，做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汇报，上报不完的信息。她只有经常把孩子放父母家里，周末才能接回问问学习情况。可朱燕从不叫苦，从不请假，无论再忙，她总是充满乐观精神。找她的人再多，她也从不厌烦，总是让你得到满意的答复。

再例如管志伟，他原本是民政局物资站站长，现在只是移民局里的一个科长，但他却在移民工作中承担大量工作，并且名下还挂有谷城县和老河口市两个县市的责任区。同时还要负责整个移民对外宣传工作，他妻子远在郊区医院上班，两个人都顾不了家，星期六星期天也一样在外奔忙，经常把儿子一个人锁在家里做作业。为了调查移民生产生活情况，直到腊月二十七八还在乡下跑，家里过年差点没有买肉，他也顾不上。局里车辆太少，为了方便工作，他自己借钱买了辆工作用车，记经常有媒体记者和作家们来移民局访问，他常常开着自己的车去采访。他联系的谷城老河口市，无论是移民房屋建设、就业、融入当地社会诸多方面都是最有特色的。

而移民局年龄最大却又最辛苦的人就是冯传旺了，在移民局他算是年纪最大的——53岁了，从移民局成立他就从社会福利院调到了移民局，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从不讲条件，至今连副科都不是，可他从不计较这些，始终不渝坚守自己信念，默默无闻地为移民们奉献着自己的生命，他的低调实干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在移民局系统，大家都称他是“冯老干部”。

副市长李跃华在移民工作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千难为难，不让移民为难，千方百计，要让移民满意。”这句话听起来顺口易记，但仔细想想。这标准实在难以达到，因为这标准太高，高得没有标准。因此要杨智勇还得对下面说，“做移民工作，一定要有忍辱负重的精神境界。”李跃华长期分管民政和农村工作，长年累月在基层调研农业产业和农村社会结构，对农业、农村、农民都很熟悉并且很有感情，对各县市区的特点他也很熟悉。作为分管市领导，他作风朴素，工作务实，既没有政府官员的派头，也从不讲大话和套话，而是与市移民局和各县市的干部一起研究具体措施。依照国家政策，从大的框架制定到各移民点的宅基和耕地调整，事无巨细，周到严谨。

市移民局长杨志勇说，正是困为有了李跃华这么个务实的分管市长，不然我们工作哪有这样的成效！只要我们反映的问题，他立即着手解决落实。他分别到每个县市区去了解落实情况，从移民的建房宅基到耕地，菜地，到施工的进度和质量，逐一亲自过问。李跃华经常对各县市区分管的干部讲移民工作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性。在建房、移民动迁的关键时刻，他每天坚守在一线，解决问题，解释政策，连吃饭都不曾安神过，更谈不上睡觉了。李跃华经常对市移民局的干部们说，人的问题是最大的问题，移民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一定要站在移民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们是为了国家建设服从大局远迁他乡的，对不如意的地方肯定会有情绪，所以遇到移民不理解我们甚至做出过激行为的情况，一定要冷静，以包容的心态对待。要多从我们工作自身找原因。现在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把移民安置好，对移民多一些宽容和理解，多站在他们角度想问题。

当有的县反映少数移民不顾政策非份要求太多时，李跃华说：“要怀着仁爱之心，为国分忧之心，虽然现在搬迁标准提高了不少，但国家财力毕竟有限，建房资金相对仍不宽裕，后续生活困难很多，想他们毕竟他们是为南水北调作出牺牲的，背井离乡很不容易，我们一定要对移民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尽最大努力把移民安置工作做好，让让各级党委和政府放心，让国家领导人放心。”李副市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和务实的作风使各县、乡镇和移民局的干部深受感染，各县纷纷表示，一定要争国家之所难，忧政府之所忧，集中县里财力，把安置房高标准地建设好。把他们的生产生活安置好，真正让移民 “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在搬迁安置中，许多移民为了自身利益难免有过激行为和言论，但杨智勇叮嘱大家，一定要记住李市长的话，无论遇到任何情况，都要耐心细致地做说服解释工作，不准与移民发生冲突，要换位思考，毕竟人家是抛家别舍背井离乡，忍痛告别了多少代的家园。一定要忍让。杨智勇说，“只要我们多从理解的角度思考，你就能容忍一切。”

安置地选址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也是移民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丹江口库区从六十年代就开始移民，当时只顾讲求效率，没有顾及移民的感受和意愿。上级指定一块人烟稀少的地方，就把移民强行送了去。结果移民一开始就从心理上抵触，加之无法进行正常生产和生活的具体困难，许多移民就私自中途返迁回原藉。在那个忽略个性的年代，没有谁认真考虑移民的实际生活境遇，安置地不管，原藉地反复驱赶，并不承认户藉。在那个一切凭户口供应的年代，许多移民成了两不管的黑户。他们栖身于原先的屋场旧址上，搭起原始的草棚，偷偷在山地上开荒种地，在河里捕鱼，原始人一般以刀耕火种方式艰难地活着。后来政府便采取睁只眼闭只眼，任这一族群游离于社会管理体系之外长达十数年。后来聚集人口多了，法不责众，才不得已承认了户藉。我曾去河南淅川县仓房镇采访过返迁的移民，水库边山上几百户人家都是从陆续从湖北荆门返迁回来的居民。面对这个特殊的族群。政府也无能为力，只好将他们单独编组，从此仓房镇便多了一个叫作“沿江村”的行政村。富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沿江村又再次被整村移民，迁往河南北部太行山脚下的辉县常村镇。各级政府吸取了这历史的教训。

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教训太多，各地政府这次在安置地点的选择上格外慎重，真正做到了尊重移民的意见，任由迁出各村的移民派代表在全省随意挑选。那阵势颇有点像当年的跑马圈地，只要看中了哪里，就对移民局干部说“我们就要这里！” 这个时候，移民代表的话比政府还管用，说要哪就要哪，一锤定音。至于这个地方人口密度有多大，土地有多紧张，当地居民能否挤得出土地来？那是政府的事。移民代表才不管呢，一脚只管把球踢过来，你两边政府都得接着。在采访过程中我听移民局干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忍辱负重”。

好在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宣传。再不好做的工作到了基层党组织这一层就迎刃而解了。一个村子只要党支部书记思想通了，党员就通了，全体党员通了，村民群众即使不通也得通。所以移民选点十分顺利，只要移民代表看上了的，当地政府就层层做工作，讲移民是为了国家舍小家顾大家的。人家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家园，背井离乡，我们应向移民学习，也要为国国家作出点牺牲，移民选上了我们这个地方，是移民对我们的高看。我们应像欢迎亲人一样欢迎移民的到来……，最后各级各层纷纷表态，千难为难，不让移民为难，千方百计，要让移民满意。

移民选择的都是靠近城镇或国道的宝地，这些地方人多地少的矛盾本来已经十分突出。特别是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所有的补贴都直接与土地面积挂钩。耕地在农民的心中就是赖以生存的命根子。接收安置地的干部群众都明白，这次移民是整村搬迁，至少一个村民组为一个移民点，宅基地加上人均配置1.5亩耕地，势必使原本就不宽裕的土地更为紧张，新移民的到来，自然是对当地居民狭窄生存空间的进一步挤压。然而，在全国一盘棋、支援南水北调光荣等口号的宣传教育下，村民们无言地承受了这个现实，各个村庄开始调整田地，要从分给各户的零星土地中一点点腾挪出一片土地来。

在选址这件事上应该说充分尊重了移民的权力，在移民代表没有实地看地之前，各地政府实际上已经根据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人均耕地多少、耕地质量、自然条件各方面综合考虑，帮移民选好了安置地点。可是现如今的移民人心复杂得难以想象。你推荐有好地方，他看不上，你本来已经人满为患，他却非要见缝插针往里挤。南漳县本来是个山区县，仅有的城关、九集两镇靠近城镇和省道。县内各种关系不断往这里搬迁，原本土地就已十分紧张，特别是城关镇，狭长的城厢土地早已被各单位征用，仅船湾村靠山坡尚剩巴掌大一片菜地空地未盖房。可郧县城关镇的移民却看上了这片地——“我们在郧县是种菜的，这儿地理位置有点像我们老家。我们就要这块！” 于是县委县政府和城关镇船湾村反复协商做工作，将这仅有的菜地划给郧县菜园村的30户移民做了宅基地。当地菜农们心疼不已，但是在党委政府强有力的工作压力下，船湾村思想通了，把这片地让了出来。我们腊月25去南漳看这个村的移民时，这个村的移民表现出了真诚的热情，领我们看他们的别墅式楼房。移民组长刘永武正在为村民分发从省移民局拨下来的被子、香油、大米等慰问物资。我们随意走访了几户人家，从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态度上可以看出，移民对安置是满意的。一户叫何桂香的村民，三口人住着178平米的楼房，她在郧县是种菜的，现在她正在调查襄阳和南漳的蔬菜市场行情，想着尽快重操旧业，把生意做起来。我们顺便问一个过路的本地村民对移民的态度，他说，国家需要呗，我们有啥说的？而后又羡慕地说，人家哪辈子修来的福，国家给盖这么好的楼房。要是卖出去，按时下城关的房价，每户都是四五十万呢！

郧县城关镇红桥村的移民则看中了紧靠省道边的九集镇九仙观村。九集镇在南漳县城和襄阳市中间，到县城与进襄阳市距离相远无几，多不过20公里，九仙观村又紧靠九集镇政府，地势平展，土地肥沃，而且交通便捷。这个村的土地原来就很紧张，郧县城关镇红桥村移民选点时看中了这地方，县镇两级不遗余力做工作，一下子挤出500多亩来，安置92户、386人，原先统计只有91户，360人，后来因为婚姻关系确立，有人原选不想迁移的，后来看中了这块宝地又要迁过来，结果到对接安置时比最初统计人口多出了26人。县移民局和县委县政府要求镇村两级做最大努力全部接收了下来。从大山里搬到大平原，住在襄阳和南漳两座城市中间，做生意、打工都十分便当。建新村、分好地，移民一户户喜笑颜开。

我们走进了红桥村迁过来陈贵先家。陈贵先在红桥村是村支部书记，迁到南漳九集镇九仙观村后，党组织关系转到了这里，他带来的92户移民编成了九仙观村的一个组，序列为第16组，但陈贵先仍享受原来在郧县红桥的村支书待遇。所谓待遇，一是政治的，二是经济的，大概就是照拿原来的干部补贴吧。而且陈贵先在前期选点联系中就已经与当地干部和村民建立了感情，在搬迁之前，就有当地人为他在襄城区欧庙镇介绍了儿媳妇。儿媳叫杨欣，陈贵先懂得国家政策，抢在搬迁之前给儿子完婚，儿媳因此也得以享受移民待遇。移民待遇不止是一个符号，而是一种身份，其间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移民可以重新分到田地、由家给予建房补贴不说，还要享受20年的后扶资金。老陈儿子的这桩姻缘是九仙观村支部委员、妇代会主任介绍的，办喜事的时候，村支书李兴全和南漳县移民局长都赶到郧县去祝贺。国家南水北调报还专门报道了这桩婚事。而且移民的新楼很是眼热人，已经陆续有一些当地村民与移民攀亲了。这实际意味着这个村的移民已经融入了当地社会。村支书李兴全告诉我们，九仙观村是县委潘启胜书记的联系点，潘书记还是襄阳市委常委，对移民工作十分重视，要求镇村两级把移民的事当作头等大事，所以九仙观村的移民工作很顺利。

襄阳各个市县区都为移民准备了多套方案，据当地称移民局介绍，各地提供给移民选择的都是当地较好的地方，交通条件、自然地理、耕地质量各方面均属上等，也是当地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地方。然而移民们有充分选择的权力。他们一处又一处地看，把一个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安置点逐一否决，枣阳市提供的70多个安置点得到移民代表认可的不足百分之十。最后移民局干部只好陪着他们到处跑着挑选。移民们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态“好地方太多了，看花眼了。”结果第一批移民挑剩下被后面的移民看作了风水宝地。

典型的例子要数丹江口市六里坪后湾村。后湾派出的代表在襄州区（原襄阳县）龙王镇选中了一个叫松树坡的地方，宅基地背后是不高的山冈，周围是平展展的农田。第一批代表一眼看中这地方，还请风水先生动了罗盘，说是风水宝地。甚至有人说这地势有点像韶山冲。如果在这地方建成一个新楼构成的村庄，一定像度假村一样漂亮！可是再好的地方也难免有人质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移民代表签完字回去了，兴冲冲告诉全村人，他们为大家找了个好地方。没想就有几个人不信服。又派人过来看了一下，提出相反意见，说我们在六里坪走山路，迁到襄阳还是在山边，环境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甚至怀疑代表拿了当地移民局给的好处，出卖了大家的利益，两派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决定推翻代表们的签字意见。

襄阳市和襄州区的移民局反复做工作，论证这个地方的好处。可是逆反心理导致了移民们的反向思维，你移民局越是说好，他们就越发认为是在套他们——“这地方我们不能要！湖北省这么大地方，不信找不到更好的！”于是想到了荆州，江汉大平原，地好，水好，离武汉也近。便重新组团去了荆州各县重新选址。

富有戏剧性的是，他们不要的松树坡再次被后一批移民选中，建成移民新村之后，一排排新楼依坡就势错落有致，与房后小山丘松树林相互映衬，真像一处风景优美的度假村。后来在付庄建了房子的那些移民一拨拨悄悄跑来看风景，心中萌生百般悔意，也伴随着百般无奈。只怪自己当初意气用事，看花了眼、看走了眼，将好好的人间福地拱手让给了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