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浩然新传》所想到的

崔新建

李叔德先生的《孟浩然新传》问世之后，已经举办了三次与此书有关的活动。第一次是2006年12月28日，襄阳区人民政府、鹿门山风景区和襄樊市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的《孟浩然新传》首发式；第二次是2007年4月22日，湖北省作家协会举办的《孟浩然新传》研讨会；第三次，也就是今天，由襄樊市文艺理论家协会、襄樊学院共同举办的《孟浩然新传》研讨会。依我之见，举办这次研讨会，对于他本人而言，已经和炒作无关了。这部著作在艺术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作家本人也听到了不少的溢美之辞。他之所以还要这样做，是想表明一种姿态，一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姿态，他的真正意图，是想听一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此作为一种参照，哪怕是批评的声音，哪怕是否定的声音，哪怕是错误的声音，哪怕是吹毛求疵的声音，总之，应该不同人群、不同角度、不同看法的声音，从而来验证他内心的观点。其实，李叔德先生对自己的作品绝对是心中有数的。果真如此的话，我就姑且冒昧地把自己阅读《孟浩然新传》后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来，以此向李叔德先生和在坐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请教。

一、历史之于小说的三个层面

什么是历史小说？英国Ｈ．奥斯本《牛津艺术指南》里是这样定义的：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小说。它往往以忠实于历史事实和逼真的细节等手段，艺术地再现历史风俗和社会概况。它不同于历史著作，可以有细节上的想象和虚构，允许适当的艺术夸张和必要的集中，但在大的史实方面不能杜撰、篡改、违背。可以涉及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能用虚构的人物同历史人物相混合，还可以集中描绘一个历史事件。它要求作者立足于现实去回顾历史，但必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描写，艺术地再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使读者从中了解历史并受到启示。

以上是教科书上对历史的定义，也是创作历史小说应该遵循的原则。依据我的理解，在这段文字中，对于小说而言，历史的意义在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历史背景。它是指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属于历史小说中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变化的环境因素，这里的环境不是指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景，而是指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是当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总和，它不进入小说的具体情节发展之中。二是历史人物。它是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原形。历史小说里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必须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的，必须与历史已有的记载相吻合，而不能有太大的出入，包括人物的身世、性格、经历等。三是历史事件。在历史小说里，已成定论的历史事件构成小说主要的故事情节，小说的情节要忠实于历史事实，在情节的发展和延变过程中，作家可以有合理的想像，去虚构一些戏剧性的情节和细节，也可以合理运用夸张甚至是变形的艺术手法，可以塑造一些虚构的人物形象，但是，这些想像、虚构的成分不能篡改已有的史实，不能与主要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相违背。以上三点，我觉得是写好历史小说最基本的三个方面。

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小说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的文学样式。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志，就在于是不是塑造了一个或者是几个或者是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历史小说也是这样。在《孟浩然新传》这部作品里，孟浩然显然是最为重要的核心人物。

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襄阳土著，孟浩然（689—740）主要生活在唐代开元盛世，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主要居家侍亲读书，以诗自适。世称孟襄阳。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40岁时，游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后曾隐居鹿门山。他早年有用世之志，但政治上困顿失意，以隐士终身。他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乐于趋承逢迎。他耿介不随的性格和清白高尚的情操，为同时和后世所倾慕。李白称赞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里，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王维曾画他的像于郢州亭子里，题曰："浩然亭"。后人因尊崇他，不愿直呼其名，改作"孟亭"，成为当地的名胜古迹。可见他在古代诗人中的盛名。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的诗歌创作的题材也很狭隘。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而更多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他和王维并称，虽远不如王诗境界广阔，但在艺术上有独特的造诣。

读《孟浩然新传》，我对李叔德先生丰富的想像力感到由衷的折服，被书中充满夸张和戏剧性的情节深深的吸引，可以说是不忍释卷。李先生写得酣畅淋漓，我也读得十分过瘾。于此同时，我也发现书中有一些与历史记载和人物经历、人物个性不相符合的地方。比如孟浩然的居住地，史料上说他大半生居住在襄阳城南岘山附近的涧南园，主要居家侍亲读书，后曾隐居鹿门山，我是比较同意这种说法的。他只有居住在城南，才有了和城内名士交游来往的便利条件；后来因为考不取功名，政治上失意，才有了归隐之心，去了鹿门寺。而书中却说他居住在汉江之东鹿门山下的孟庄，这与史料记载不太相符。再如书中的孟浩然与何去非等几位女性的性感纠葛，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占居了相当的篇幅。虽然写得精彩，却与孟夫子相对简单的经历、耿介不随的性格、洁身自好的道德修养相去甚远。他虽然胸怀抱负，应试不第，在仕途上一波三折，却不可能在情场上有太多的作为。这一点，从其诗歌题材创作的局限上也可窥见一斑。俗话说“诗言志”，还有一种说法叫“言为心声”，文学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没有哪方面的生活经历，就不可能有哪方面的感受，也不可能发为心声。宋代词人柳永由于性格原因，导致仕途坎坷，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女捐钱安葬。少年柳永混迹于烟花巷陌中，当时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所以，他的词就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所以，他才有了“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感慨。李清照早年生活优裕，中原大地沦陷后，她与丈夫赵明诚南下，过着颠沛流离、凄凉愁苦的生活。赵明诚病死后，她的境遇更加孤苦。早年生活安定、优裕的时候，她的词多写相思之情；金兵入侵后，遭遇国家巨变，词作多感慨身世飘零，就有了“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声。善于吟风弄月、对政治一向没有兴趣的南唐后主李煜，面临宋兵压境、山河破败的局面，他却只顾同周娥皇一起夜夜弹唱歌舞，苟且偷安，而不思治国守边疆。后来宋军入了金陵，李煜被俘，南唐灭亡，他才有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惆怅。反观孟浩然的诗作，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而且大多写的是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并不见存有浓情艳诗。可见，孟浩然对女人并没有特殊的爱好，他并不是一颗多情的种子，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就能生根开花结果。书中的孟浩然，除了吟诗下棋交友之外，除了不断的艳遇之外，还是一位身怀“浩然之风”绝技的武林高手。在李叔德先生的笔下，孟氏早年曾赴浙东天台山独孤杳杳处学艺，两只白色长袖舞得出神入化，无人能敌。而历史上的孟浩然早年并未出门远行，只是在家里侍亲读书吟诗。所以，我读《孟浩然新传》，更觉得像是在读一部天马行空、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而书中的孟浩然这个人物，则更多地寄托了李叔德先生的美学理想和大胆的艺术追求，是与历史人物孟浩然存在较大差异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他更多的是李叔德先生心中的那个孟浩然，而不是像王伟举先生所言“还原了一个生活在世俗社会里的真实的孟浩然”，不是还原，也不是再现，是塑造，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孟浩然的艺术形象。

三、小说中的情节

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已有的历史事件就构成了历史小说主要的情节链条。史载，孟浩然前半生在家乡居住，到了40岁时，才游历长安，应进士举不第。又曾在太学（当时的最高学府）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王维交谊甚笃。传说王维曾经私自邀请孟浩然入内署，正好碰上唐玄宗也去那里，孟浩然惊避床下。王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孟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开元二十二年(734)，韩朝宗为襄州刺史，约孟浩然一同到长安，为他延誉。但他不慕荣名，至期竟失约不赴，终于无成。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适浩然病疹发背，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读《孟浩然新传》，感觉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基本上是与史实相吻合的。而且我觉得，既然是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就应该以他的生活经历为叙述主线去安排情节，去虚构人物、铺排细节，一些与主要人物命运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政治事件和官场斗争，完全可以一笔带过，或者根本就不用涉及的。但在具体的章节中，李叔德先生为了向读者展示全景式的盛唐文化气象，费尽大量笔墨去展现朝庭内部斗争和宫纬生活，去渲染大唐民间的任侠之风，虽然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和信息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对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从而使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主题指向产生了游离，似有喧宾夺主之嫌。而一些在史料上留有空白、可以充分发挥想像、浓墨重彩大做文章的地方，却被作家在无意中忽略，一笔带过了。比如孟浩然，他在童年、少年时期是如何成长的？有哪些特殊的经历？对其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没有历史记载的地方，恰恰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和所受到的教育，对其本人性格的形成乃至整个人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够从书中看到孟浩然在青少年时代学习、生活的画面。

四、小说的语言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是句老话了。对于文学作品而言，语言是第一位的，也是无数优秀作家苦苦追求的终极艺术境界。因为写来写去，写到最后，文学作品写什么？写的还是语言。一个成熟的作家，他的语言风格必定是成熟的。读莫言，莫言的语言生动而夸张，对细节的描写细腻传神，达到了极至。读余华，余华的语言冷静幽默、力透纸背，充满了未知的悬念。读迟子建，迟子建的语言娓娓道来，不惊不乍，让你陷入一种进得去、出不来的氛围之中。记得李叔德先生在他的一部小说集的后记里这样评价自己，他说：有人曾评价他的小说创作，说他的创作还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而他的回答是：没有风格就是我的风格。这句话说得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却更多是属于哲学层面的。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读《孟浩然新传》，无论是作家的叙述语言还是书中的人物语言，都是那样鲜活生动、引人入胜，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让人不得不击掌叫绝。特别是作家在一些情节展开时的描述，充满了文学语言的速度和力量感。略感不足的是，在一些地方，语言的运用还显得不够自然，风格也不太一致，甚至出现了以非文学性的议论代替文学性描述的语句。比如在书中第一章结尾处，作者就忍不住从小说背后跳了出来，发表了一番感慨，现抄录如下：“这事看似不大，却意蕴无穷。它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即将来临。这个时代在历史上地位之重要，不但决定了孟浩然那整整一代人的生存繁衍和事业理想，甚至影响了此后好多代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而自幼体弱多病、并且敏感多情的孟浩然，则注定要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文化人物之一。”这段话的作用是承上启下，但却分明损害了整部作品的艺术性及语言风格的和谐统一。此外，书中还存在一些语法错误的病句，如本书第10页“她以太宗的才人，居然当上了高宗的皇后”，第19页“当着群臣和三军，拜姚元之为相，被授予兵部尚书”，第23页“两人交谈似乎友情很深”……类似这样的句子，都是值得推敲的。曹雪芹写《石头记》，“披阅十载，增删五次”。 作为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李叔德先生理应有更高的艺术追求。

（注：此文为作者6月25日在《孟浩然新传》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