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与唐玄宗偶遇”之我见
曹远超
关于孟浩然与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岁终年末之时的一次偶遇，欧阳修等编著的《新唐书·孟浩然传》作了如下描述，“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对此，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孟浩然》则记录得更为详尽，“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腭，伏匿名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贲。’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还南山。”另外，唐末五代初的王定保所撰的《唐摭言》也对此事作了记载，《唐诗纪事》因记载的是张说向唐玄宗举荐孟浩然而稍有不同。但是，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都把这次偶遇说成是“小说家言词”、“人为杜撰”、“附会传云”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对这些历史资料的真实性予以否认，致使现在有些有关孟浩然的研究文献，都认为孟浩然与唐玄宗的这次偶遇是人为杜撰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
很多学者对孟浩然与唐玄宗偶遇一事予以否认，其理由无怪乎以下几种，我将根据查阅的大量历史资料以及自己对有关资料的理解，着重对西南师范大学李景白教授在他的《“孟浩然遇唐明皇”事质疑》中提出的有关观点，一一加以辨析。
李景白教授和不少学者对偶遇予以否认，他们认为理由最充分的就是《旧唐书·孟浩然传》和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中，都对偶遇一事只字未提。他们认为，《旧唐书》是后晋刘煦在唐人旧文的基础上增删而成，写《旧唐书·孟浩然传》的人实际上就是与孟浩然同时代的史官，如果真有偶遇之事的话，为何会在旧唐书里没有任何记载？还有在当时与孟浩然相熟并且对孟浩然十分尊敬的王士源，如果真有偶遇之事，王士源也不可能把对孟浩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在《孟浩然集·序》里只字不提。他们之所以没有加以记录，肯定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连孟浩然同时代的史官和王士源都不知道偶遇这件事，那么在他们两、三百年之后的王定保、欧阳修、辛文房这些人，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呢？所以，两、三百年以后的《唐摭言》、《新唐书》等所作的偶遇记载肯定是“附会传云”、“人为杜撰”和“小说家言词”。这种思维逻辑完全是错误的。
《旧唐书·孟浩然传》对孟浩然一生的记述仅四十四字，它记录的最主要两件事就是“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说，除了这两件事以外，在孟浩然身上就没有发生过其他比较重要的事呢？
王士源的《序》对孟浩然的一生记录得稍为详尽，他记述的最主要的两件事一是孟浩然游秘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第二件事就是山南采访使韩朝宗把孟浩然带到长安，打算向皇上李隆基引谒孟浩然，可是到了约定引谒那天，孟浩然却跑到小酒馆里和几个故知谈诗喝酒，“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王士源的《序》对《旧唐书·孟浩然传》所记录的两件事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士源对孟浩然“应进士不第”和“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这两件事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没听说过呢？而《旧唐书·孟浩然传》对王士源《序》中所记的“孟浩然游秘省诗惊四座”和“韩朝宗引谒孟浩然”两件事也是只字未提，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怀疑王士源所记录的这两件事的真实性，从而认为王士源的《孟浩然集·序》中所作的记录是“附会传云”、“人为杜撰”和“小说家言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们之间记录的不同，是记录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孟浩然的一生所作的评价和阐述。
写《旧唐书》的史官，享用朝廷俸禄，其立场自然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的。它着重记录孟浩然“应进士不第”，显然要表达的是孟浩然没有受到朝廷重用，是因为他没有考中进士这样一种信息。《旧唐书》对孟浩然的评价极为低调，仅说他“以诗自适”。
而写《孟浩然集·序》的王士源对孟浩然极为尊崇，他的立场和史官们的立场截然相反，他完全是站在孟浩然的立场上来展示孟浩然的，所以，他对孟浩然“应进士不第”这样较为负面的东西一字不提，而只说他如何有才华，“文不为仕”。
那么，为什么《旧唐书》和《序》都对孟浩然偶遇唐玄宗一事只字不提呢？
按照《唐摭言》、《新唐书》和《唐才子传》的有关记载，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是：王维待诏金銮。一天早上，王维私自把孟浩然邀入宫廷内自己的住处，二人商较风雅，突然唐玄宗李隆基造访来到王维的住处，王维和孟浩然两人都大惊失色。仓促之中，孟浩然躲到了王维的床下。受到唐玄宗的追问，王维不敢隐瞒，只得向唐玄宗说了实话。唐玄宗不但没有降罪，反而十分高兴地把孟浩然从床下诏请了出来。唐玄宗向孟浩然问道：“你是带着诗到这里来的吗？”孟浩然回答说：“碰巧没有带。”于是，唐玄宗李隆基就让孟浩然吟诵一首近期的诗作给他听。当时正是岁末年终之时，孟浩然飘泊长安，生活困顿，他对仕途充满了失望，于是，他正好写下了一首《岁暮归南山》的诗，打算就此离开长安，回自己的家乡襄阳去。诗中情绪废颓，流露出一种十分无奈的心境。这时偶遇皇上，皇上让他吟近作，孟浩然就把这首近作吟诵给李隆基听。“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当念到“不才明主弃”这一句时，李隆基愤慨地说：“是你自己没有求中进士，何尝是我弃你？你为什么要这样诬蔑我？”
从事情的发生、发展来看，无论是李隆基还是孟浩然，他们二人都有遇事不冷静的地方。
作为李隆基来说，仅仅因为听了几句自己不中听的诗，就动怒发火，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处事，未免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涵养不足。这对皇上李隆基来说，虽然算不上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但完全算得上他人生的一大灰点。作为修撰《旧唐书》的吃朝廷俸禄的史官们，他们怎么敢随随便便地就把当朝皇上的灰点记入史书呢？再说，在那个连皇上字号都要避讳的年代，把与皇上相关的事情记入史书，如果没有得到当朝皇上的允许，那可是轻则入狱，重则斩首。由此，那些史官们不把“偶遇”记入史书，我们自然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孟浩然来说，他的性格实在是太真、太直了。皇上那么高兴地让他吟近作，他就当真去吟他的近作。他开口的第一句就是 “北阙休上书”这样藐视皇上的诗，作为一国之君的皇上李隆基，怎么可能接受孟浩然当着自己的面儿，公然对自己进行藐视？所以，皇上李隆基后面转换话题，说孟浩然诬蔑他，自然是有他的理由。所以，不管怎么说，孟浩然在皇上面前吟“北阙休上书”，肯是他人生仕途的一大败笔。特别是孟浩然听说皇上临幸，惊慌地躲到王维的床下面去，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会让人觉得不太体面。作为倾力为孟浩然编撰文集的王士源，他自然对孟浩然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如果把这样一件事写进《孟浩然集·序》里，岂不是有损于孟浩然的形象？如此，王士源不把这件事记入《序》中，应该是有他的理由的。
所以，不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不考虑记录者记录的立场和出发点，仅以和孟浩然几乎同时代的《旧唐书·孟浩然传》和《孟浩然集·序》中，都没有记载孟浩然与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的这次偶遇，以此对偶遇予以否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李景白教授的第二个观点就是，功名仕进是孟浩然的主导思想，他前往长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功名仕进，所以，他不可能会在唐玄宗面前吟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这样对朝廷充满了愤懑之情和不平之气的诗句。同时，还有不少学者认为，孟浩然既然于开元十六年冬天从襄阳出发，千里迢迢赶到长安参加开元十七年正月的进士科举，应进士不第后又滞留京城，这足以说明他有心向仕途的打算，所以，孟浩然也绝不可能好不容易有机会巧遇皇上，竟然吓得躲到床下去。清人沈德潜也有此观点。
要理解孟浩然为什么会遇到皇上躲到床下去，诏出后又吟《岁暮归南山》这首诗，我们首先要了解孟浩然当时的处境和他悲观落寞的心境。
李景白教授说的孟浩然前往长安的目的是为了功名仕进，这一点儿都没有错，并且孟浩然进士落第之后之所以没有离开长安，还是希望献赋求仕。根据孟浩然《题长安主人壁》中“久废南山田，谬陪东阁贤”一句，结合《唐诗纪事》中记载的张说向唐玄宗举荐孟浩然之事，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孟浩然在进士科举落第之后，他之所以没急于离开长安回襄阳，正是有人为他在朝廷做着举荐之事。根据《新唐书》、《唐才子传》中“朕闻其人而未见也”和“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我们可以知道，肯定有人在皇上面前提起过孟浩然，并且是不止一次地提起过。在开元十七年，能够有资格有条件会向皇上李隆基多次提起孟浩然的，也恐怕就只有开元文学泰斗张说了。
但是，也许在李隆基看来，朝廷有科举考试这样正规的渠道选拔任用人才，他不能随随便便地破格任用，所以，孟浩然希望中的献赋求仕一直都没有结果。“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熬到九月份的时候，孟浩然从襄阳带去的钱已经快要花光了，他连想买身新棉衣过冬的钱都难以开支了，孟浩然在长安的生活显然已经陷入了困顿。
随着开元十七年岁末年终的来临，孟浩然滞留在长安已经快一年了，孟浩然对献赋求仕的希望一点点变成了失望。他正是在这种极度悲观落寞的心境之下，写下《岁暮归南山》这首诗的。全诗内容如下：“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从孟浩然的这首诗中，孟浩然显然要表达式的意思是，由于向朝廷献赋求仕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决定回自己的家乡襄阳去。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孟浩然的情绪极其地低落。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一个人在情绪极其低落之时，他哪里会有心思去吟诵激情豪迈的诗句呢？
“阙”这个字，准确的定义是“皇宫门前两边的望楼”，如果从狭义上理解，“北阙”指的是“皇宫”。但是从广义上理解，“北阙”也可以理解为“朝廷或者京城”。
这首诗的前四句显然应该理解为，“就不要在京城上书求仕了，还是回南山的弊庐去。没有才能不被明主任用，身体多病，和友人们之间也变得疏远了。”所以，在孟浩然看来，这首诗只是道出了自己一份真实的心境和处境，自己在皇上面前吟诵《岁暮归南山》这首诗，只是希望得到皇上的同情，而根本就没有要藐视皇上的意思。加上李隆基“即命吟近作”，于是，孟浩然就自然而然地按照皇上的意思吟诵了这首新近的诗作，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别人会对“北阙休上书”这句诗作出不同的理解。
然而，在皇上李隆基看来，这“北阙”指的就是“皇宫”，“北阙休上书”的意思就是不要到皇宫给自己这个皇上上书。李隆基是个性格敏果的皇上，这句“北阙休上书”，他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当孟浩然念到“不才明主弃”时，李隆基以此为由头，愤慨地说道：“是你自己没有求中进士，你为什么要诬蔑我？”李隆基的话显然是态度生硬，强词夺理。
至于有的学者质疑孟浩然遇到皇上躲到床下去这件事，只要对《唐摭言》、《新唐书》、《唐才子传》中的记载做些详细地品读，并且对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这个问题也很容易理解。
不管是《新唐书》中的“维私邀入内署”也好，还是《唐才子传》中的“维待诏金銮，一旦私邀入”和《唐摭言》中的“维待诏金銮殿”也好，它们描述的王维的住处都在宫禁之内。“内署”显然指的太乐署内教坊（位于蓬莱宫侧），所以，它与“维待诏金銮”丝毫不相矛盾。
唐朝的时候，长安城分为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廓，其中宫城之内座落着几十座宫殿，这里是皇权的中心，所以宫城之内，统称为宫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否则，按照当时的法令，私入宫禁，当为杀头之罪。
王维私自把孟浩然邀请到自己位于宫廷之内的住处，他却没想到皇上偏在这个时候也会来他这里，所以，孟浩然和王维二人都很惊恐，在自己和王维两人随时都可能面临杀头之罪这种危急的时刻，孟浩然怎么可能会不找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躲起来呢？
由于皇上追问，王维不敢隐瞒，只得道出实情，一切顺理成章，不存在任何疑问。
孟浩然之所以会在唐玄宗李隆基面前吟诵《岁暮归南山》这首诗，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孟浩然落寞的心境以及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决定的。说一心想在仕途有所作为的孟浩然根本不可能会在唐玄宗面前吟《岁暮归南山》这首诗，只是某些学者们的主观臆断，这种说法当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李景白教授的第三个观点认为：从《岁暮归南山》这首诗的内容看，这首诗应作于孟浩然功名仕进绝望之后。孟浩然在被唐玄宗放还南山之前，孟浩然怎么可能知道已经被“明主弃”了呢？所以这里面存在矛盾。
《岁暮归南山》这首诗作于孟浩然功名仕进绝望之后没有错。孟浩然在与唐玄宗偶遇之前，已经在京城长安飘泊了将近一年了，这一年之间，他肯定为功名仕进作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却看不到一点结果，所以，他在这种极度失望和落寞的心境之下，写下《岁暮归南山》这首诗，实在是件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李景白教授认为孟浩然这首诗只可能在被唐玄宗李隆基“放还南山”之后才会写，那岂不是说《岁暮归南山》这首诗要么不是孟浩然写的，要么就是已经承认唐玄宗与孟浩然确有偶遇之事，只是这首诗写于偶遇之后？我觉得李景白教授的第三个观点本身就存在矛盾。
李景白教授的第四个观点认为：“浩然遇明皇”事既然发生在王维的住处，然综观王维事迹、诗作，全不见此事痕迹，相反，却有着与此相对立的传说，这就更使人感到此事之可疑。
王维的诗文札记之中没有对此事直接做任何的记述，是因为王维私自把孟浩然邀入宫廷内自己的住处，如果皇上李隆基追究起来，他犯下的是杀头之罪。虽然唐玄宗李隆基没有追究，但是他再傻也不会傻到把这件事直接写出来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吧。
关于李景白教授引用南唐人张洎的题识：“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之于天子，因坎坷而终……”以此认为王维嫉妒孟浩然的才华，所以他不可能“召之商较风雅”，故以此题识与《唐摭言》中的记载相对立，从而来质疑《唐摭言》中有关偶遇之事的记载。我认为，张洎的题识与各种确定无疑的历史资料严重悖离，就连李景白教授自己也把张洎的题识称之为传说，所以，我在这里也不想作过多的解释。
李景白教授提出观点还有：如果李隆基将孟浩然放还南山的事实成立，那韩朝宗就不会在几年之后又进京去向朝廷举荐孟浩然。
关于《孟浩然集·序》所记的韩朝宗入长安向朝廷举荐孟浩然一事，应当是发生在开元二十一年的秋冬之时，有的学者认为此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二年甚至二十三年，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知识的不了解。因为在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因为关中久雨谷贵，长安闹起了粮荒，于是，李隆基下令将朝廷迁往了东都洛阳。
开元二十一年离开元十七年已经过去了四年，出于对皇上李隆基的了解，韩朝宗知道皇上李隆基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并且韩朝宗举荐孟浩然，让他为宫廷间代清律，咏吟穆如之颂。实际上也就是举荐孟浩然到宫廷内清整音律之事，所以，韩朝宗举荐孟浩然去做的不过是艺人之事，加上时间又过去了四年，凭着他对皇上李隆基的了解，韩朝宗在四年之后再向李隆基举荐孟浩然为宫廷清整音律，我觉得也不是说不过去。
然而，孟浩然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后，到了引谒那天却在小酒馆里和几个友人一起论诗喝酒，“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孟浩然到了面谒皇上那天却在小酒馆里喝酒，这也恰恰说明，孟浩然在此之前确实与唐玄宗李隆基之间产生过隔阂。
所以，王士源《序》中有关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记载，不仅不能否定孟浩然与唐玄宗之间的偶遇，相反，他却证实了在引谒之前，孟浩然与唐玄宗之间可能产生过隔阂，从而从一个侧面，进一步为孟浩然与唐玄宗的偶遇提供了佐证。
有的学者对王维“待诏金銮”提出了质疑。他们有的认为开元十七年时，王维赋闲洛阳，有的认为他隐居终南山，有的还认为他还在济州。至于从开元十三年到开元二十二年之间，王维到底在做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给出一个肯定明确的答案，很多专家的观点，也都是些自相矛盾的推理。
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王维在这十年间，没有出任任何官职，这是他一生中十分落魄失意的十年。根据《孟浩然集·序》，我们知道，王维开元十七年在长安是确凿无疑的。结合《新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等，我们可以认为，王维开元十七年时，正待诏金銮，住在蓬莱宫侧的内教坊内。
所谓待诏，是指以才技征召士人，使之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所以，待诏之士，是不具有任何官职。太乐署内教坊就是当时住在宫廷内的歌舞伶人们的栖居练声之地。王维能诗善画，他有很多的应制诗作，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王维待诏金銮，是不无依据的。
还有另外一些学者，诸如谭优学教授认为，王维没有资格邀请皇上到他的住处去，并且唐玄宗李隆基也不可能去拜访王维。由于以上牵扯到王维与李隆基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也一并作些简要的解释。
首先，对王维邀请唐玄宗到自己的住处去，完全是一种理解上的错误。《新唐书》中的“维私邀入内署”和《唐才子传》中的“一旦私邀入”，私邀的是孟浩然，而不是唐玄宗。
至于唐玄宗会不会到王维的住处去，我们知道，王维是以状元的身份进士及第，随之就被留在宫廷太乐署做太乐丞，太乐丞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歌舞团副团长。所以说，王维在宫廷内，曾经是可以和皇上直接打交道的人。王维之所以会被贬到济州并且诏入京城之后，不给他分封任何的官职，只是因为王维和李隆基的亲弟弟歧王李范走得太近，因此作了政治的牺牲品，王从仁教授和不少学者都持此观点，我在这里不做详述。
所以，李隆基诏王维入京之后，虽然没有给他分封官职，但是把他留在宫廷太乐署待诏金銮。由此足见李隆基对王维的才华十分赏识，加上李隆基本人也是个喜欢诗辞文赋之人，而且王维又住在宫内，李隆基带着侍从前往王维的住处去探讨诗辞文赋，怎么会没有这种可能呢？
另外，谭优学教授把“待诏金銮”理解为“翰林待诏”，显然也是不妥当的。“翰林待诏”是官职的名称，它与“待诏金銮”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它们混为一团，肯定是错误的。
关于孟浩然与唐玄宗的这次偶遇，从唐代诗人贯休为孟浩然写的诗中，也能可窥一斑。
唐代诗人贯休在《经孟浩然鹿门旧居》一诗中写道：“孔圣嗟大谬，玄宗争奈何。空馀岘山色，千古共嵯峨！”
贯休诗中的“孔圣”指的是孔子，“玄宗”肯定指的就是唐玄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贯休诗中的“玄宗争奈何”，指的就是唐玄宗偶遇孟浩然时所说的“奈何诬我”这句话，否则，我不知道贯休的“孔圣嗟大谬，玄宗争奈何”这两句诗该如何去理解。
故此，唐代诗人贯休的诗，更是为孟浩然偶遇唐玄宗之事，提供了铁的佐证。
作为孟浩然与唐玄宗偶遇之时的三个当事人，无论唐玄宗、孟浩然还是王维，他们都是生活在当时各种社会矛盾中的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我们的很多学者常常是先入为主，主观化、简单化、模式化地去看待他们。一说到唐玄宗，就主观地认为，他是个至高无上的、没有人际交流的、仪态威严的皇上；一说到孟浩然，就主观地认为，他是个性格孤傲、经纶满腹、不懂世故人情的隐士；一说到王维，就主观地认为，他是个性格温顺、不事权贵的风华才子。其实，无论古今，我们每个人都是与其身处的社会环境相融合的。所以，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具体条件，主观地去想象古人的思想和行为，肯定会得出许多“这不可能”“那不可能会”这些僵化的结论，从而否定环境和条件对人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错误的。
根据各种历史资料，纵观唐玄宗开元年间这次与孟浩然偶遇的经过，尽管《旧唐书》和《孟浩然集·序》都没有对此加以记载，但当时的历史资料也没作出与“偶遇”相矛盾、相抵触的记载。正如我们不能用《孟浩然集·序》没有记录“应进士不第”一事去否认《旧唐书》，我们也不能用《旧唐书》没有记录“诸英华赋诗作会”一事去否认《孟浩然集·序》一样，用《旧唐书》和《孟浩然集·序》中没有记载“偶遇”一事，从而去否定《新唐书》、《唐才子传》中有关“偶遇”记载的真实性，无疑是没有理由的，也是站不住脚的。《旧唐书》、《孟浩然集·序》、《新唐书》、《唐摭言》、《唐才子传》等各种历史资料之间，它们应该是互为结合、相互补充的关系。
根据“孟浩然与唐玄宗偶遇”的各种历史资料、王维的《送孟六归襄阳》以及贯休的《经孟浩然鹿门旧居》，同时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具体条件，我认为，《新唐书》和《唐才子传》中有关孟浩然与唐玄宗偶遇的记载，绝不是某些专家学者们主观认为的“人为杜撰”、“附会传云”和“小说家言词”。
孟浩然与唐玄宗在开元十七年岁末年终之时的这次偶遇，是有历史依据的，也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作者：湖北省襄樊电视台 曹远超 邮编：441021 电话:13871684067） |
